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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是古代希伯来人的一支。在历史上，希伯来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先后遭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许多异族的奴役，受尽欺凌侮辱，饱尝亡国灭种之痛。公元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十字军的铁蹄下，犹太人如蝼蚁一般，任人践踏，“敌人杀他们（犹太人）如同屠宰牲畜一般，将他们推到刀剑前面……母亲倒在孩子的尸体上，父亲倒在儿子的尸体上”。除此之外，基督教还杜撰谣言污蔑犹太人，如宿主亵渎罪、血祭诽谤等，并诬陷犹太教徒为黑死病的始作俑者。如此一来，尤其是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犹太人的命运更为悲惨。1209年，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犹太人后，返回者将被处以死刑。1492年，仅西班牙就烧死了2000多名犹太人，驱逐了20多万，因为他们是异端分子。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

　　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憎恨之情最早在《圣经》中便有所表现。《诗篇》第83篇第4节表达了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愿望：“来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22节中，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要对以色列人赶尽杀绝，“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后世的基督徒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些反犹精神的影响，他们也将这些言论当作自己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同时，《圣经》中的反犹言论也为基督徒们带来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拣选和教化，他们的道德比之犹太教徒更为高尚。

　　基督徒仇视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致使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这只是一个传说——俄国文艺理论家考茨基曾经深刻揭示出基督受难的真相：“传说中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因为他是犹太人独立的倡导者，罗马统治的叛徒。但是后来，基督教要反对犹太人而站在罗马政权之下。这时让基督徒再相信罗马人钉死耶稣这种传说无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把这种传说加以曲解，务必移去罗马人钉死耶稣的责任，归罪于犹大身上。”——这也是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这一形象的由来。

　　早期基督教之所以能迅速壮大，皆因其是穷人的宗教，特别强调不分种族、贫富，凡信耶稣是基督者，即可赎罪得救，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教父时代的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教会一直颁布禁令，严禁基督徒从事有偿借贷活动，违者将受到重罚。“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在地狱之中另辟一层，专为高利贷者而准备，可见其憎恶之情。然而，长期以来，不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在欧洲不得拥有土地，因而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只能从事和土地无关的经济活动，比如放高利贷——早期的放债人只需要一条长凳（意大利语banchi）在街头做生意，慢慢发展成后来的银行（这也是意大利语bank的起源）。犹太人为什么能在威尼斯从事金融活动呢？因为原来的威尼斯并不是陆地，而是一片滩涂，涨潮时就会被淹没——所以说威尼斯严格来讲不是土地，这样就规避了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这条法律——即便如此，犹太人在威尼斯的活动也只能被限制在犹太区，欧洲最早的银行就出现于此地。

　　也有人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以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长诗《仙后》中的财神玛门为原型。作为邪恶势力试探正义的手段，金钱的诱惑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托尔金创作的《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中的喷火巨龙史矛革就是为聚敛金钱，而甘愿隐藏在黑暗的巢穴之中，企图以此逃避天神的审判。作为《仙后》中的经典场景，盖恩爵士在“玛门洞”经受了金钱的诱惑——玛门意在以尊贵的身份博取盖恩的敬仰，进而使他臣服于金钱财富，以此达到腐蚀人性的目的。因此，斯宾塞笔下的玛门极有可能就是夏洛克的原型。

　　还有学者认为，夏洛克的原型更大的可能是西班牙人洛佩兹。1594年，也就是《威尼斯商人》写成的前两年，一件未遂的谋杀案震动了整个伦敦城。1月21日，富有的西班牙籍犹太医生洛佩兹被指控受西班牙国王指使，阴谋毒杀伊丽莎白女王。西班牙是英国的死敌。谋杀未成，洛佩兹便在一片咒骂声中被送上绞架。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整个伦敦因此而出现了一场狂热的反犹运动。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洛佩兹事件引来的是一场锋芒直指整个犹太人的反犹运动? 显然这背后有着更深的宗教背景。虽然“反犹主义”一词直至19世纪才被正式提出，但欧洲社会的反犹排犹思想却由来已久。1300年以后，对犹太人的驱逐行动愈演愈烈——据记载，直到1609年犹太人在英国仍然受到严厉地驱逐。

　　在这高涨的反犹声浪中，莎士比亚不可能丝毫不受这种社会情绪的影响；而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敏感题材。他“为了投观众所好，自然会在舞台上再现这个西班牙医生的某些特点——无疑，夏洛克会最有效地使人联想起那个可恨的洛佩兹医生……”洛佩兹视财如命，一如巴拉巴斯——在马娄的剧中，马耳他的长官向犹太富翁征集钱财时，宣布了一条法令：“谁要是不肯出钱，马上叫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莎士比亚笔下，犹太人夏洛克则老老实实地答应改信了基督教，以免家财散尽。

　　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了洛佩兹案与《威尼斯商人》的紧密联系：第一，角色的名字。主人公安东尼明显指涉了洛佩兹医生的主要原告和敌人——安东尼·佩雷斯。第二，戏剧的写作时间。1598年夏天，宫廷大臣供奉剧团登记印刷了“一本关于威尼斯商人或叫威尼斯犹太人的书”。第三，夏洛克的性格特点。洛佩兹与夏洛克一样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第四，剧中的刑罚和法庭与当时历史事实的联系。由此看来，《威尼斯商人》在创作思想方面闪现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光辉，体现出对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真切同情；而在具体艺术表现方面又不可能不受西欧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影响——这也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过渡的时代特征。

　　时至21世纪，莎学研究又有新发现。有学者认为，夏洛克的原型另有其人——他便是15世纪初佛罗伦萨最著名的犹太富商所罗门。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莱芒七世施行仁政，犹太人便获准在该城居住。所罗门经商有道，很快富甲一方。高利贷当然也是他的一项业务。在拓展生意的过程中，所罗门假借儿子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约，结果遭人诬陷，被告上法庭。本来这只是一起极为普通的民事纠纷，但判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所罗门被判处罚金两万弗洛林——这一笔天文数字足够科西莫·美第奇购买教皇之位，甚至也足以为某位被俘的罗马皇帝赎身。所罗门倾家荡产，整个欧洲也为之轰动。事后才知道，当时的佛罗伦萨执政为扩张势力，亟欲购买邻近城镇；苦于囊中羞涩，于是照例拿犹太人开刀。

　　犹太人以饶于资财且视钱财如性命而闻名于世。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钱之于犹太人如同甘霖之于草木。犹太人的出入往来、生老病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需要缴纳税金。在过去的2000多年间，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不得安生。他们被驱逐的理由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不外乎宗教、政治、经济三大原因，其中经济因素又是决定性的原因。很多时候，统治者为了巧取豪夺，会率尔颁布法令，以种种不相干的理由将国内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待其将犹太人的资产尽数搜刮之后才会允许他们返回原处，而返回的条件则是再缴纳一大笔税款，名曰“居住权购置费”。换言之，没有了金钱，犹太人就没有了生命。自公元5世纪末起，欧洲的犹太人便被禁止拥有土地，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因此，犹太人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角落，以小作坊手工业为生。然而，随着欧洲城市化的兴起，欧洲本地人为了垄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断排挤犹太手工业者和犹太商人，制定了一系列阻碍其发展的规定。处于劣势地位的犹太人不堪重压，只得转向被基督教徒所鄙视的高利贷行业。由此可见，“犹太人并非因放债才遭受人们的憎恨，而是因为遭受憎恨才走上放债之路”。至于高利贷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为何屡禁不止？一言以蔽之，因为它们是商业城市。城市为了自身发展需要投机的资金，这也正是夏洛克之流能够在威尼斯生存的前提。

　　威尼斯、佛罗伦萨如此，同样作为商业城市的伦敦亦是如此。只不过在伦敦，抄家罚没的对象既有富商巨贾，也有名门望族。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贵族的危机》中指出，1580—1610年间贵族的“炫耀性支出”后果相当严重，导致贵族越来越依赖借贷——这样的行为超出了许多家族的承受能力。中世纪封建和教会势力所鼓吹的“永恒的”等级秩序，在金钱的冲击下开始崩溃。“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超出自己的本分，此消彼长，混乱地交替变更着社会地位：农民眼望着市民，市民眼望着绅士，绅士眼望着贵族”——但是向上爬还要以金钱为阶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始终需要夏洛克或所罗门这样的冤大头来为他们的奢侈买单。

　　从这个角度看，莎士比亚对从事高利贷的犹太富商的同情不言而喻。莎学专家霍尼希曼在分析莎士比亚年轻时的商业兴趣时说，“他（莎士比亚）活跃地参与了借贷很多年，也许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并断言莎士比亚作为父亲的协助者参加了许多家庭经济事务。到1591年，国家对高利贷的限制放松了；莎士比亚在戏剧界发家致富后，似乎也参与过至少一次类似的交易——他也许是债主，或是中间人。本世纪初，历史学家在斯特拉福德市政档案馆发现一封书信，据考证是当地一位颇受尊敬的商人理查德·奎尼写给莎士比亚的，可以作为莎士比亚参与商业和信贷活动的明证。由此可见，莎翁在《威尼斯商人》中选择以宗教冲突作为该剧的主题，不仅表面上迎合了当时伦敦观众对洛佩兹和所罗门案件的兴趣，同时也深入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威尼斯商人》堪称是英国乃至欧洲新旧世纪之交的一幅全景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