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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若是没有罗马教会，就很可能成了蛮荒之地；罗马残余的民政机构力量太弱，无法成为恢复秩序的框架，加之没有遵守纪律的军队，整个大陆都可能落到“军事地平线”下，陷入争斗领土和部落权力的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教会推动和平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果是有限度的，这里有两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教会自己掌握权力的愿望，另一个却是基督教教义对实际如何行使权力的种种压制。东方的基督教主教坚持君士坦丁堡式的做法，把最终的权威归于拜占庭皇帝；在被国家夺走的原基督教的土地上，哈里发集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于一身。但是，在西方，教皇对这两种做法都不接受。教皇是罗马的继承者，驻跸罗马；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教皇一直努力把世俗的权威与宗教的权威区分开来，并千方百计证明前者应服从于后者。查理曼大帝用剑恢复了罗马帝国的名义，但在历届教皇眼中，他这个皇帝之所以名正言顺是因为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堡大教堂为他加了冕。

　　当在实力上皇帝强、教皇弱的时候，前者的权力和后者自称的权威之间没有冲突。然而，到11世纪，各地教会的财富日渐增多，自信心也随之加大。教会拥有的土地经常是教徒赠予的遗产，很多时骑士的采邑；教会用教徒的捐赠建立的修道院成为神学研究的中心，为教皇权威的至高无上找出了各种论点和论据。那时，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由皇帝和国王任命或“授职”，而统治者总是选择顺从听话的人，用他们行使民政职能，尤其是征兵和养兵；神学家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勉强同意，如果打仗是为了行使或恢复君王的合法权利，那么作战是符合道德的；基督的告诫“凯撒的归凯撒”从广义上解释，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理由。然而，基督教认为，杀人伤人都是罪孽，必须悔过。1066年黑斯亭斯战役后，诺曼底的主教勒令属于自己教会的骑士每杀一个人祈祷斋戒一年，每伤一个人则祈祷斋戒40天，尽管“征服者威廉”对哈罗德国王及其带领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作战是为了夺回他的君主权利，而且得到了教皇的准许。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了“授职冲突”，突出的问题就是谁有权任命主教；冲突中格列高利毫不犹豫地同诺曼人和日耳曼人结盟共同对亨利四世皇帝作战。然而，有一个疑问在基督徒的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骑士在战斗中与手拿利剑的同类打得你死我活，就算他们是在教皇的旗帜下作战，基督给缔造和平者的降福怎么可能赐予这些嗜血的人？

　　这个良知的问题在欧洲无法避免，因为那里不事劳动的上层社会一半是修士，另一半就是披甲乘马的骑士。11世纪的骑士还相当粗野，骑士风度要到以后才会出现。仅仅200年前，加洛林王朝敕令“每一个有马的人都应骑马来集合”，结果“和有土地的贵族一起来了一群暴发户冒险家，他们和贵族的贵字能沾上边的只有……他们骑的马是高贵的动物。”那时的欧洲骨子里还是武士社会，人一发怒，便把上帝的法律抛在脑后，民法管辖更全看王公有多大能力行使他的权利。

　　因此，到了11世纪末，关于授职权的争执被放在一边，发出了新的战斗召唤，要大气同心一气对一个不信基督的敌人作战，这使教会和国王都松了一口气。新教皇乌尔班二世原来在克吕尼修道院做修士，那是提倡教皇权力的神学基地之一；他于1088年当选教皇，即位后马上着手通过外交手段来恢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良好关系；同时，他开始在布道中宣讲基督徒打基督徒是犯罪。1095年，他在克莱蒙会议上重提“上帝的休战”和大斋节以及其他宗教节日期间的停战，并敦促基督徒“不要再彼此杀戮，去打一场正义的战争。”他提醒听众，24年前的曼齐凯特之难以后，拜占庭曾恳求西方伸出援手保卫东方的基督教，信的突厥人仍然在基督教的土地上步步深入，连圣城耶路撒冷都落入了手中。他号召立即发动战争，把耶路撒冷夺会的手中。

　　乌尔班发动的“十字军战争”这个想法早已有之。10世纪期间，西班牙的在精力充沛的曼苏尔的领导下，出兵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幸存的几个袖珍型基督教王国，霸占了它们的土地；那时和作战的就有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虔诚的年轻骑士，包括诺曼人、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克吕尼修道院的历任院长鼓励这些骑士去作战，因为他们看到位于坎普斯特拉的使徒詹姆士的坟墓受到了的威胁，非常担忧去那里朝圣的人们的安危。1073年赞助远征伊比利亚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就是那位卷入授职冲突的教皇，一方面提醒世界，“西班牙王国属于圣彼得教区，同时宣布基督徒骑士可以享受从异教徒手中夺来的土地。”

　　到11世纪末，圣战的思想付诸了实施。教会当局敦促基督徒骑士和士兵停止无谓的争斗，远赴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去打击异教徒。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嘉奖，抢回来的土地可以归他们所有，还有精神上的满足（另外）教皇也热衷于圣战。教皇经常发动圣战，并亲自任命统帅。所征服的土地归根结底属于教皇。虽然王公贵族一般并不热心，但西方的骑士对圣战的召唤反映热烈。他们的动机一部分是真正出于宗教的原因，耻于继续彼此打斗，期盼着为基督教而战。但抢占土地也是一个动机，特别是在正在逐渐确立长子继承制度的法国北部。随着王公越来越不愿意把财产以及通常围绕自家石头城堡建起的附属房屋给儿子们平分，长子以下的儿子就只得到别处去碰运气。法兰西的骑士阶层普遍好动，喜欢冒险，诺曼人尤其如此，毕竟仅仅几代人之前他们还是四处游荡的游民。参加十字军既能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又能到气候温和的南方去抢夺土地，简直是天赐良机。

　　率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位王公来自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诺曼底、法兰西和勃艮第，他们于1096年分海陆两路从欧洲出发。陆路十字军经拜占庭皇帝准许穿过巴尔干进入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的地盘，一路走一路打，1098年达到叙利亚，在那里和由海路来的英格兰人、意大利和佛兰德部队会师。十字军围困叙利亚海岸上的战略要地安条克的时间太久，拖延了前进的行程，但1099年终于到达了圣地。当年7月15日，他们发起了旋风式的突袭，摧毁了城墙，攻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拿下耶路撒冷后，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拉丁王国的首都，国君是一位勃艮第公爵，自称耶路撒冷国王；其他的十字军领导人沿叙利亚海岸或在小亚细亚南部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些十字军王国的国运有好有坏，最后的几个坚持到1291年，在马穆鲁克的大反攻中被消灭。西方的基督教教会经常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重振或重建那些拉丁王国，参加东征的热情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也长久不衰；但同样兴兵整军以夺回对他们来说也是圣地的地方，并把入侵者逐出连接埃及和巴格达的重要路桥，使得十字军东征的收获日益减少。

　　国家对十字军发动反攻也许本质上是把十字军视为“边境问题”来处理，正如处理地区和大草原交界处的问题一样，但与基督教军队作战的激烈程度是在其他战线上的恶战斗不曾有过的。而且，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198-1204年）的一个令人扼腕的结果是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无可挽救的破坏：对皇位纠纷的一次愚蠢的干预严重削弱了这个东部帝国，使它无力抵御进犯南部欧洲的信奉教的突厥人；25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过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破坏的滞后效应。

　　军事上，十字军东征为我们提供了，从罗马纪律严明的军队消失到16世纪国家军队重现之间这段漫长的间隔内，欧洲战争的文化和性质的最准确的信息。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作战是一种奇怪的对抗，一边是北部欧洲武士面对面搏斗的传统，另一边则是大草原马背上的民族惯用的避强袭弱的骚扰战术。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埃及的哈里发辖地在马穆鲁克篡位权之前主要依靠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轻骑兵，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和剑，不是复合弓，因此在和身着甲胄的十字军作战时落了下风。比如，1099年在阿什凯隆（Ashkelon），他们就被后来做了耶路撒冷主公的戈弗雷（Godfrey）打得落花流水。但自从1174年萨拉丁从巴格达哈里发辖地来到，特别是巴伊巴尔斯在1260年建立了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后，靠勇猛冲锋赢得战斗的十字军遇上了大群大群的来自大草原的战士，总是处于敌众我寡的状况，优势遂开始逐渐转向对方一边。

　　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应付他们所不熟悉的作战方法：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在骑兵中加配相当数量的步兵，他们使用锋利的刀剑和弓箭，后来还装备了机簧弩；每当敌人的轻骑兵冲上前来，企图冲散成队的骑士把他们各个歼灭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些步兵的激烈抵抗。在对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作战中，步兵的作用不大；在欧洲各王公为争夺他们念兹在兹的权力而发动的战争中，更是没有步兵的份儿；欧洲骑马的武士阶级坚决不准没有马的人携带武器，特别是在城市里，以防他们使用武器来捍卫他们的权利，甚至争夺不许他们拥有的权利。然而，步兵在圣地是有用的，特别是可以保护辎重车，那是十字军作战的保证。步兵还可以为战斗中骑兵队形薄弱的两翼提供保护。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和十字军作战的军队采取的主要战术原则是把骑兵和步兵分开，各个击破；虽然现在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分而击之的战术的确打败了十字军。1102年在拉姆拉（Ramala），1179年在迈尔季欧云（MarjAyyan），1187年在克雷森（Cresson）和哈丁（Hattin），军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十字军在哈丁战役中遭到重创，而萨拉丁则借哈丁大捷夺回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然而，究其根源，十字军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战役中的失利不是由于战术失误，而是由于他们作战方法上的结构性缺陷，那就是他们企图靠披甲骑兵的冲锋制胜，但敌人却完全无意坚守阵地。十字军认为，作战胜利的关键在于选择“肯定能打击到敌人主力的时刻”。在欧洲，武士面对敌人迎面而来的冲锋决不畏缩，因为这涉及他的荣誉——这是方阵战士行为守则的延续，尽管形式有了发展。西方武士在东征途中遇到的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他们并不认为作战时与敌人保持距离、躲避敌人主攻有什么不光彩。十字军后来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招募当地的步兵，作战时如有可能也入乡随俗，选择两侧有天然保护的地形；与此同时，军也吸纳了西方的一些做法。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开始模仿西方人在马上用长矛打斗的仪式。

　　不过，十字军对在圣地作战的困苦和压力的回应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他们把武士的行为守则更加紧密地与驱使他们跨越地中海来到东方为主服务的基督徒热情融合了起来。这种骑士品质的主张在11世纪的欧洲已初见端倪。要做骑士，光有胯下的战马、身上的甲胄和所效忠的主公已经不够。骑士对王公的忠诚原来纯粹是建立在土地封赐的物质基础上的，王公赐予骑士土地使他生计有依，骑士则应王公的需要随时提供军事服务；现在这个基础正在转向两者之间仪式性和宗教性的关系。过去扈从接受王公的封地时，教会要他宣誓效忠，以此把他对王公的责任神圣化；现在誓词改为骑士发誓为主公服务，而且不仅服从主公的命令，还要按骑士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行为要无愧荣誉，甚至符合美德。

　　在十字军东征的大环境中，骑士理想的寄托自然而然地从主公转向教会。12世纪末，几个新的修士团体创立了起来，虽然起初从事教徒传统的活动，如办医院照顾前往圣地途中的朝圣者的健康，但不久它们就担负起了另一个只能——为保卫圣地而战。这些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很快成为东征的主力，自身的力量也日益增强；他们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造了宏伟的城堡，并在欧洲为十字军东征招兵买马，筹资募捐。骑士团的影响感染力极强，因为：

　　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出色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过集体生活，节约克己，住宿地没有女人和孩子。他们都住在一起，衣食由领导人发放，没有财产。他们永远没有闲着的时候。不作战的时候就劳动……他们的等级不按贵族头衔，而是按品德表现来评定。对于世俗骑士视为理所应当的享受和特权，如喜爱华贵的武器、对身体和发型极尽修饰、热爱运动和狩猎等等，他们一律摒弃不取，（代之以）建立在贫穷、集体生活和对基督的献身精神基础上的新社团。

　　从军事骑士团的建立之中，可以看到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军团制军队的起源。的确，各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地区的骑士团解散后，原为修士的一些武士还俗变成了世俗的战士，把管理着指挥官与下属部队关系的等级制度带入了国家的军队，而正是这个制度把骑士团打造为自罗马军团消失以来欧洲的第一批自治自主、纪律严明的战斗团体。不过那都是后来才发生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在战场上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促使别处的基督徒武士也成立了自己骑士团，特别是西班牙对军作战的基督徒军队，但也包括对异教徒的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作战的日耳曼武士。其中最重要的是条顿骑士团，他们征服普鲁士后，建立了军事政权；500年后腓特烈大帝军官团的中坚力量就来自这个政权的世俗阶层。

　　十字军王国从衰落直至13世纪末彻底灭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算作欧洲战争方式的分水岭；虽然十字军在军手中屡遭败绩，但东征的次数太多，反而激发不了一场一战定乾坤的大反击，而且欧洲各国的国王连自己国内的战事都还忙不过来。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还是给欧洲的军事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变化。十字军在东地中海重建了拉丁（罗马天主教）王国，除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还扩展到希腊、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而且希腊等地的拉丁王国维系的时间更久。这些拉丁王国起了中转站的作用，使北部意大利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从未完全消失的）威尼斯得以重新开启与中东的贸易，生意做得兴旺红火，最后甚至延伸到远东。地中海各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安全再次得到了保障。

　　15世纪各国彼此争战，资金就来自这样的贸易所积聚的财富，后来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统治权也是靠地中好贸易的收入。十字军远征强有力地驱动了把西班牙从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再征服运动）和基督教边界对俄罗斯和大草原的东向扩张。他们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后，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入巴尔干的势头未加阻止；到15世纪初，奥斯曼人兵临多瑙河，一路上对塞尔维亚的各个基督教王国摧枯拉朽，匈牙利的基督教王国也个个岌岌可危。然而，似乎是为他们未能阻止奥斯曼人这一点做补偿一样，十字军向欧洲交战不休的各国国王以及他们狂暴无羁的扈从呈现了一个新思想，即战争有比争权夺利更大的目的。十字军加强了教会的权威，使它得以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限制武士们作战的冲动；而且，看似矛盾的是，十字军使欧洲的骑士阶级学会了有目的作战所需要的纪律，此举为名副其实的王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后来，欧洲各国实现了国界内中央权力的确定，最终杜绝了连绵的兵燹，战争成为偶一为之的行为，而且只针对外国。

　　生活在动荡不定的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很难看出这一模式的发展。权利的争端导致了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7年）；哈布斯堡家族、维特尔思巴赫家族（Wittelsbachs）和卢森堡家族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战作一团；帝国皇帝大起刀兵，波西米亚和瑞士的乱民；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烽火不绝。在这些战争的刀光剑影中，若提出骑士的社会、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即将完结，一定会被笑为痴人说梦。然而，事实恰恰如此。披甲的骑兵坚信，在战斗中闪避敌人的刀剑不仅违反法律责任，而且损害个人荣誉；这样的战争守则最终证明，它和古希腊方阵战的行为守则一样，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害。事实上，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即使在15世纪，骑士阶级盛极一时的时候，骑士的战争也与我们想象的或当时骑士的崇拜者们理想中的情形大不相同。骑士身上日益厚重的铠甲（14世纪中期后锁子甲变成了板甲）用于马上长矛格斗的仪式倒很合适，却不适于应付战场上的各种情况——尽管那个世纪的步兵越来越多地使用长弓和复合弓，但战争中的死伤并未增加多少。正如现代战争中装甲部队的闪电袭击和精准空袭只能在训练场中达到类似表演的完美效果一样，15世纪武士闪亮的甲胄很可能只有在比武大会上抵挡对手的长矛时才能提供完美的保护，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射来的箭或刀剑劈时就难说了。维克托汉森从常识出发，解开了方阵战的谜；我们从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做出上述的推断。

　　研究十字军历史的大师（R·C·Smale）指出，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重现中世纪的战争。不过，我们对百年战争中的克雷西战役（1346年）、普瓦提埃战役（1356年）和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所知甚详；在这3次战役中，英国骑士作战时都没有骑马，而且有弓箭手掩护；在后两次战役中，法国军队大多数也没有骑马。如果披甲的骑士手持长矛紧挨着组成一排排的密集队形冲锋，那么两军一旦交锋，双方必然都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若是以为不会产生这种结果，不啻异想天开。

　　中世纪的铁兵器战争和希腊人的战争一样，鲜血淋漓、“令人战栗”；而那个时代战事频仍，作战者悍不畏死，战争因此而更加可怕。尽管作战有较高级的动机，如希腊人要争取公民独立，骑士是出于对王公的忠诚和对骑士行为守则的遵守，但表面下仍隐藏着某种“顽固的原始性”。希腊人按照自己的作战方法累得筋疲力尽，无法再战；骑士作战方法的陨落则有外部的原因，那就是火药的到来。但无论是在希腊人的战争还是骑士的战争中，铁这种廉价常见的金属的威力都已经发挥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