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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瘟疫的蔓延,1593年2月伦敦公共剧院被迫关闭,直到一年以后才重新开放。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共剧院在短暂的开放之后,枢密院下令伦敦5英里距离内禁止演戏,莎士比亚和他所在的剧院陷入了困境。1592—1594年瘟疫时期,因为剧院关闭而失去生活来源的莎士比亚在做什么呢?他靠什么谋生呢?尽管他可以在宫廷贵族的私宅里演一些戏,但这种插科打诨式的演出是不牢靠的,那点微薄的收入也根本不能保证他养家糊口。瘟疫期间的莎士比亚,想要立足伦敦,必须寻求其他赚钱的方式,一方面赡养在斯特拉福德的家人,另一方面找到其他替代演剧的工作和出路。对当时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赞助人。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一生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南安普顿伯爵。《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这首长诗正是献给南安普顿伯爵的,诗歌发表的时间为1593年4月,这是已知莎士比亚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全诗共1194行。长诗创作之际正是英国发生瘟疫的时刻,这首长诗的主要素材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奥维德在英国的传人。莎士比亚之所以创作这首长诗,一方面因为瘟疫期间,他迫切需要赢得赞助人南安普顿伯爵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在借鉴和运用古典文学资源方面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马洛和斯宾塞这些剑桥学子,因为他们曾经挖苦莎士比亚是个不懂文法的乡巴佬。
这部长诗出版之后,其所受欢迎的程度是莎士比亚本人始料未及的。据说伦敦贵族家庭的女子,几乎每个人的案头都放有一本《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剑桥的大学生和四大律师学院的学生中也流行传抄莎翁的诗句。可以说,真正让莎士比亚一夜成名的就是这部写于瘟疫期间的长诗。正是依靠这部长诗,莎士比亚的天才得到了南安普顿伯爵的赏识。学者们认为莎士比亚的第二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也有可能是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诗歌反映的是罗马历史上的线年伦敦瘟疫暴发期间,莎翁的这两部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令他声名鹊起,名利双收。伊丽莎白时期的瘟疫,非但没有摧毁莎士比亚的诗歌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让他得以暂时远离繁杂的事务,在南安普顿伯爵的庇护之下,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莎士比亚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并安然度过了瘟疫盛行的恐怖时光。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作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和编剧,他写戏兼演戏,1594年,《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二世》相继首演。这一时期作为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阶段,他完成《爱的徒劳》(1594)、《仲夏夜之梦》(1596)、《威尼斯商人》(1596)、《亨利四世》(第1部/1596)、《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7)、《亨利四世》(第2部/1598)、《无事生非》(1598)、《亨利五世》(1599)、《裘力斯·凯撒》(1599)、《皆大欢喜》(1599)等重要的剧目,特别是《哈姆莱特》在1600年首演,同一年吉星剧院开放,并与环球剧院形成竞争格局。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前夕,莎士比亚的剧团在环球剧院演出了《查理二世》;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也在这一年首演。或许是想给瘟疫过后消极厌世的人们带去些许欢乐和安慰,莎士比亚在瘟疫之后创作了许多喜剧作品。
1603年当瘟疫达到顶峰时,伦敦官方印制的《死亡名录》,每周出版,价格为一便士,成千上万的名字出现在印数巨大的死亡名录上。和今天一样,当时的市民一旦知道瘟疫在城市出现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出逃,但是出逃造成了更大程度的瘟疫的传播。贵族们纷纷逃到乡间的别墅避难,但是对穷人而言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瘟疫中死亡最严重的还是穷人。为了避免逃出城去的人进一步加剧瘟疫的扩散,官方也会颁布隔离幽禁限制行动自由的规定。尽管如此1603年的瘟疫导致1/5的人口死亡。
瘟疫期间,剧院被强制关闭,官方通告禁止“观众聚集在一起”,因为这样特别容易导致“瘟疫的大规模感染或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没有观众,剧团难以为继。为了生存下去,大部分剧团纷纷迁往外省,从固定场所的演出转为旅行演出,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也时常去外省巡演。伦敦历史上剧院关闭最长的时间分别是:1581—1582年、1592—1593年、1603—1604年、1608—1609年、1625年、1630年、1636—1637年、1640年和1641年,剧院关闭对剧团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1605年,莎士比亚并没有参加国王供奉剧团的外出巡回演出,继1604年《奥赛罗》之后,莎士比亚投入了《李尔王》的写作,这个剧本至迟完成于1606年初。或许就是瘟疫的直接语境,莎翁让李尔王在对女儿里根和她的丈夫康沃尔的诅咒中用到了“复仇、瘟疫、死亡、混乱”的词汇,并斥责她是“一个藏在我腐败的血液里的瘟疫的痈疮”。关于剧本创作的确切时间,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根据葛罗斯特在一幕二场的台词“最近这些日食和月食不是好兆”,以及1605年九十月间曾发生过的日食、月食现象,推测《李尔王》的创作约在1605年底前后。
莎士比亚总是享受着光与影,陶醉于丑与美、崇高与卑下、丰富与贫乏、渺小与壮丽,他以同样愉悦的心情创造伊阿古和伊摩琴。无论是在悲剧黑暗恐怖的意象里,还是在喜剧曼妙梦幻的意象里,我们看到了他所创作的英国历史剧对于罗马戏剧的发展,看到了他对英格兰和英国国家身份的探索,看到了他对边缘式的“他者”(比如犹太人夏洛克和摩尔人奥赛罗)的兴趣,看到了他所创造的复杂的女性形象……在他那伟大的作品里,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