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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 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 16、17 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国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国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

　　因此，对 1600 年至 1800 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 19 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这种折中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 16 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 19 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 19 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入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并随后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 120 年和公元 166 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景教和教传入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8），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lo）和尼科罗·波罗（Niccolo Polo）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还有许多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4），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 15 世纪中期传到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