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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人眼里，水城威尼斯是一座童话般美丽的意大利城市——然而，这样一种印象其实是现代才出现的。在历史上，它既不是旅游城市，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属于意大利。雅克·巴尔赞在其名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中就曾感慨：“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对于一个重大事物的了解，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时的事物，都会因当时的时尚而变化，了解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还有谁认为威尼斯是政治学的发源地呢？威尼斯这个名字只能引起人们美学方面的联想。”

　　这与威尼斯特殊的经历有关。从一开始，它就是由一群在各方力量复杂博弈的夹缝中讨价还价的市民所缔造的，也由此历练出不同寻常的生存技能。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最初正是躲避战乱的流亡者在潟湖中的小岛上创建了威尼斯，凭借着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在最终被拿破仑征服前的一千多年里，它从未被成功入侵，这是意大利北部主要城邦中唯一的例外。这使得它可以保有自身的独立性，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立场，有条件地坚守自己的利益，得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将意大利抛在脑后，将眼光投向当时更为繁荣发达的海外。

　　在这一意义上，威尼斯之于意大利，就像英国之于欧洲大陆。正如本书所言，威尼斯在历史上其实“从未将自己视为意大利的一部分”，它更像是贴近意大利边境的一块拜占庭帝国飞地。这事实上是许多国际化都市的共同特征，就像有句拉丁谚语说的，“亚历山大城靠近埃及”，其意无非是说，亚历山大城虽然一度还是埃及首都，但相比与埃及本土的联系，它其实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系更紧密。威廉·米勒早就说过：“当威尼斯不再是黎凡特的威尼斯而变成意大利的威尼斯的时候，它就衰落了。”

　　为什么这座原本只产鱼和盐的贫瘠城镇，竟能成长为“欧洲的枢纽”？这首先当然得归功于大海：对这个“向海而生的共和国”来说，大海不仅庇护着它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提供了通达四方的天然商路。正因此，从公元1000年起，威尼斯每年都要举行仪式，将一枚金戒指投入海洋，象征这座城邦成为“亚得里亚海的新娘”。商业是威尼斯繁荣的基础，考虑到维持一支海军舰队需要大量金钱和物资，这就使得海外贸易更成为它必须不顾一切加以维系的生命线，而商业与海上力量又成就了彼此呼应的良性循环。

　　这一点在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体现得最为鲜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曾一再试图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但公元811年的和约规定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都作出相应让步，只有威尼斯获得了十足的利益。它既获得了东方帝国的庇护，不必向欧洲霸权屈服，又以对拜占庭象征性地顺从换来了自由通商等诸多好处。正如本书所总结的，“说起来有些自相矛盾，通过对东罗马帝国的高度顺从，威尼斯获得了它的独立，并保证了它未来的伟大”。

　　在中世纪的数百年里，威尼斯奉行一种微妙精巧的独立外交政策，周旋于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西西里王国、教宗国、匈牙利与十字军国家之间，更不必说北非与中东的撒拉森人，它随时准备转换立场，尽可能利用各方的弱点，毫不犹豫地扩大自身优势。有时候，它乍看起来不偏不倚，甚至长期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之间保持中立而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但1177年的和平协议证明，这才是最高明的决策，因为威尼斯非但没有得罪任何一方，反而最终从两边都得到了特权，甚至获得了高度赞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威尼斯很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性。晚至其全盛的17世纪中叶，威尼斯的人口都不超过15万，加上大陆部分领土、海外领地也仅有180万。就像后来的英国一样，威尼斯尽可能避免投入大规模伤亡的陆上战事，谨慎而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海上力量、金钱和外交手段，同时有效地动员国内民众，任何人不得拒绝出任公职为国家服务。1174年，为免国家破产，威尼斯发行了全世界最早的强制性公债，每个威尼斯人都是债券持有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绑定，但人们踊跃认购，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爱国，也因为政府承诺会赎回，且给每个持有人每年5%的利息。

　　这种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使威尼斯能长期保持头脑清醒，避免了许多霸权骤兴骤衰的命运，因为它深知，一旦手伸得太长，就很容易埋下隐患。1204年，执政官丹多洛主导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和实际占领，并以高超的外交手腕促成了一份对威尼斯极其有利的和约，奠定了威尼斯商业帝国的基础。而在大获成功之际，他拒绝了拉丁帝国的皇冠，因为这可能摧毁整个共和国。他说起来是功臣，威尼斯却几乎没有对他的纪念物，这或许是因为，从长远来看，他过分损害拜占庭帝国，到头来也同样损害了威尼斯的长期利益，招致帝国和竞争对手热那亚的不断报复。

　　在15世纪之后，威尼斯仍然繁荣了至少200年之久，但从后见之明来看，属于它的时代正在渐渐远去。这倒不是它做错了什么，而主要是成就其繁荣的那个舞台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后起的奥斯曼帝国更加咄咄逼人而难打交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整个西方的贸易重心都开始转向大西洋，地中海自此逐渐沦为一个沉寂的狭小池塘；更重要的是，从1250年前后起，帝国就逐渐向幕后隐退，英法等民族国家开始走到台前，在一个领土国家武装到牙齿的世界里，像威尼斯这样的“公司型城邦”逐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对威尼斯来说更为致命的是：它不幸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开始萌生统治意大利半岛的野心，尤其是在1497年与土耳其人讲和之后，自此致力于在半岛的扩张，这既不能发挥自身原本的优势，又不能使它成为一个比诸多对手更强的领土国家，最终导致了它毁灭。1540—1570年间的持久和平也对这座城市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削弱了它的防务，使战备大大低于以往，导致其军事机构解体。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威尼斯的独特性和优势都来自海洋，试图向陆地扩张、谋求成为领主，只能使它一点点沦为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