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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当评论者系统性回顾曹斐的作品时，她在家乡广东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被视为整体，UCCA称之为“南方游戏”，浦东美术馆则直接将这个展区命名为“珠三角”。曹斐自称在广州受到的文化滋养犹如自助餐，中餐西餐日韩餐，应有尽有，评论者则这样总结她的创作起点：“曹斐生于广州，成长于广州——这里远离中原，长久以来与外界交流不断，一直是中国最为开放和充满活力的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借助于毗邻港澳的先天优势，广州及其周边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加速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前沿和‘特殊的现代化实验室’，这样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条件成为曹斐艺术生涯的起点。”

　　在曹斐的作品名录中，《失调257》排在第三个，前两个分别是中学时期的表演记录《星星之火II》和在广美时排演的戏剧《校园狂想曲之二》——在无厘头且充满戏谑的剧情中，展露对新兴事物的开放态度和无视所有戒条的前卫姿态。当时，美院教师、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创办人和“午夜文丛”的策划人陈侗对《校园狂想曲之二》非常感兴趣，看得很认真，完全没有当作一个闹剧一笑置之。也因此，曹斐很想与陈侗分享《失调257》。陈侗看完后，决定为曹斐在博尔赫斯书店办一次放映讨论会，还印刷了小宣传单。1999年底，陈侗把《失调257》拿给了策展人侯瀚如，侯瀚如在次年把这件作品带去了西班牙马德里的摄影展“Photo Espana”。从马德里回来后，曹斐拍了一个另类且充满诡谲气氛的短片《链》，画面参考医学科普电视节目，却传递着令人不安甚至反感的情绪。

　　2024年11月28日，曹斐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欢迎登陆》，展览中有一部关于她的大姐曹小耘的纪录片首映。大姐是画家，早年移居澳洲，两年前因病去世。离世前一个月，曹斐对姐姐做了一个长采访，以此为基础，结合姐姐的作品、照片、文献，剪成了30分钟的片子，关于移民的离散和处境。“我剪辑时哭得不行，那么鲜活的一个人。”曹斐说，“但就像所谓咏叹人生无常，其实跟我的其他作品一致，都是处理历史与个体的交织。”

　　解构空间或是再造空间贯穿在曹斐过去20年的创作中，这是她切入中国当代现实的一种方法。2003年，欧宁和曹斐接到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委托创作。十几人举起DV在广州三元里以地毯扫描的方式拍了半年，影片也定名为《三元里》。三元里诞生过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但在1990年代治安较差，城中村里经常发生各种刑事案件。在曹斐看来，当时这个敏感又混合着历史的空间，正在面对疾速加剧的城市化，城市乡村互相碰撞、传统宗族观念分崩离析。同年，曹斐以《嘻哈：广州》开启了自己的“嘻哈”系列，两年后又完成了戏剧《珠三角枭雄传》。

　　也是在这一时期，基于海外参展经历，以及侯瀚如在广州做的“三角洲实验室”(D-Lab)项目不断邀请国际知名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后来担任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的设计师）来广东美术馆做讲座，曹斐感觉自己的创作理念被打开了。“很多项目都与建筑、城市规划产生交集，并将研究作为我作品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那时候已经定下来的调性。”曹斐说，“可能我在珠三角的创作原本主要是直觉式的，但库哈斯他们团队进入珠三角做的那本《（Great Leap Forward）》让我意识到原来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个现场，可以这么去理解高速发展的我的故乡，为我后来做《谁的乌托邦》以及《珠三角枭雄传》打下了基础。”

　　《谁的乌托邦》是曹斐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05年底，接到西门子艺术计划的委托，曹斐选择了他们收购的子公司广州欧司朗灯泡厂驻地创作。她在工厂待了半年，发问卷、做采访，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上班前会听的歌曲、选择一首歌来代表流水线上的自己、工人们的梦想等等。曹斐从500份问卷中选出了30个工人，在工厂中邀请他们搞艺术、表演文艺。最终，曹斐的镜头注视着在仓库中跳孔雀舞的女工、在机器旁打太极的老工人，以及周而复始、富有效率的流水线，现代化机械与工人的梦想在作品中交替出现。

　　如果说创作《谁的乌托邦》始于机缘巧合，那么曹斐2018年完成的《亚洲一号》和《11.11》则完全是她的个人意愿：她感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必须做这件事。她在京东物流位于上海和昆山的“亚洲一号”仓库和无人分拣中心，虚构了一个物流爱情故事《亚洲一号》：在一座大型的自动化物流基地内，一名女工、一名男工和一个AI机器人共同生活工作。她在其中穿插了一个带有科幻感或者幽默感的爱情故事，以表达哪怕没有人存在了，人类还是需要情感、需要爱。《11.11》则聚焦“双十一”购物节前后，互联网购物背后的运作链条，观察物流和互联网如何支配着快递员渗透进北京的脉络。

　　曹斐的父亲是雕塑家曹崇恩，创作过许多名人塑像，如《》《孙中山》《鲁迅》等。2005年，曹崇恩在广西百色创作纪念雕塑时，曹斐给他拍了一部纪录片《父亲》，观察了体制如何运作以及纪念性艺术工程如何出台。曹斐说，外界一度偏好比较她与父亲的不同，她则更喜欢描述她与父亲的相似：“我们都在处理大时代的东西。我父亲从创作伟人到后来创作社会榜样，比如1980年代在广州与犯罪分子搏斗不幸牺牲的安珂，还有后来创作的抗击非典英雄，也有运动员、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等等。我觉得我们都对时代性感兴趣，他对时代节点的大人物感兴趣，我对时代的变化感兴趣。或许他是一个主流叙述，我就是一个民间版本。”

　　曹斐曾以为红霞影剧院被拆迁时，自己一定会很悲伤，一定会哭。但直面红霞被推平时，她很坦然。开启“红霞”项目时，她就知道红霞会消失，她在心中上演了很多次红霞的死亡，无数次想象丢失红霞，想着想着就哭起来，“我在过去经历未来。我当下所做的，都是为了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过去实现的。”曹斐所做的一切——收集文献、老物件，走访前738厂和774厂的退休职工、红霞影剧院经理、工人后代等等，制作红霞的建筑模型，做VR、AR……都是为了记住红霞、重现红霞，为红霞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