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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节上，布兰切特谈到羞耻的问题，“当下的社会明显缺乏羞耻感。羞耻和内疚是非常不同的，内疚是一种非常无用的情感，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处理它。但羞耻和遗憾——以及从中可以学到的教训——是非常强大的。”她又补充说，社会中同时也存在很多针对女性和儿童的羞辱，而这本可以避免。布兰切特指出，每个人都有黑暗的一面，人们处理着自己的问题，“我饰演了一位女性，她有一些深藏的、创伤性的事情。”她引用了范德考克关于心理创伤的书籍《身体从未忘记》，“创伤如何留存在身体细胞中，压抑的记忆会发生什么，我发现这很吸引人，也很令人痛苦。”

　　这些影片的出现标志着一次显著转变，尤其相对于过去十年里更为清教徒式的电影发行——《花花公子》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0年代发行的电影，每100部中只有一部包含场景，这一比例创下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威尼斯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也指出，在过去20年里，银幕上的和呈现几乎消失了，“就像是一种荒谬的自我审查形式，”不过如今它们回来了，在本届电影节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当代性关系的影片，涉及从虐恋到同性关系等诸多议题，“电影制作者再次尝试以深刻而艺术的方式来谈论亲密关系和性关系，这是好事。”

　　特德·姜试图对艺术下一个定义：艺术是做出大量选择的结果。以虚构写作为例，当人在写作时，几乎是在对每个写下的词汇做选择——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比如一篇一万字的故事，就需要大约一万次选择，而人给生成式人工智能下指令时，可能只需要给出一百字，也就是做一百次选择。那么，人工智能在根据指令生成一万字的故事时，就必须自己做出剩余的选择。一种方法是采用互联网文本库的平均值——相当于最无趣的选择，另一种方法是对某种特定风格进行模仿，这会产生高度模仿性的故事。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创造出有趣的艺术。视觉艺术也是如此，尽管画家的选择难以被量化，但真正的画作必然包含大量选择，远远大于几百字的文字指令。

　　这回到了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灵感是否意味着一切？许多小说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人坚信自己有一个绝妙的小说创意，并愿意以五五分成的方式分享——这些人认为相比于创意，写作本身是一件麻烦事。特德·姜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灵感和汗水是不可分割的，艺术创作意味着在各个层面做出选择，构思阶段的少数“大规模”选择与实施过程中的无数“小规模”选择是同样重要的。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吸引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在不真正从事该媒介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人。”它的卖点在于，程序生成的内容将远超于输入，但这恰恰是阻止它成为艺术家有效工具的原因。

　　更进一步，特德·姜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使语言失去交流的意图。巴黎奥运期间谷歌发布了一则引发争议的广告，广告中，一位父亲用谷歌研发的聊天机器人Gemini替女儿写了一封粉丝信，寄给她喜爱的运动员。反对者认为，这种行为就像是从商店购买贺卡，实际上，一封孩子的信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表达得多么优美，而在于它是否发自内心。艺术也是一样，无论是小说、绘画还是电影，都是在与观众交流，传递独特的生命经验。特德·姜写道：“语言对我们来说如此简单，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语言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和想要传达这种感受的体验之上的。”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个周末，美国的写作非营利组织“全国小说写作月”（NaNoWriMo）因支持AI写作的声明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NaNoWriMo的总体看法是，人工智能使每个人都能投入写作之中，而非受限于经济能力、身体和精神能力以及资源获取上的差异，这将有助于尽可能地扩大写作社区的规模。但有反对者指出，NaNoWriMo是在将反对AI写作等同于残障歧视和阶级歧视。也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并不简单等同于无法书写者的语音转文本程序，或是没钱聘请文字编辑者的拼写检查器，而是如特德·姜所说，关系到写作这门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