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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总结了黄泛平原“水城”的景观形态和形成机制，指出其是洪涝灾经验的适应性景观。针对近年来“水城”景观被破坏和一系列错误的建设方式，提出“水城”建设不应仅限于提升城市形象，更需致力解决城市面临的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污染、水生态恶化等综合性问题；提出从水伦理、宏观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和场地生态设计三个层面进行“水城”保护和建设，系统建设以水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环境，并以菏泽城市绿地水系规划为例进行具体阐释。本文的结论是：通过保护、恢复和重建与黄泛平原相适应的水城景观，可以有效避免洪涝灾害，合理有效地利用雨洪资源，发挥城市水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避免单一防洪排涝工程带来的副作用。 黄泛平原是指位于黄淮海平原中部的黄河冲积平原，主要包括豫东、鲁西南以及苏、皖北部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泛区。近年来，该区古城独特的“水城”风貌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多个城市在城市形象宣传、旅游招商以及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提出了“水城”的概念，如聊城提出的“江北水城”，开封的“北方水城”、“北国水城”，睢县的“中原水城”，以及商丘、淮阳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其中聊城市政府在2002年提出了打造“江北水城”品牌的战略，2002～2007年连续6年举办了中国聊城“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2003年聊城东昌湖、徒骇河、京杭古运河整体作为“江北水城”风景区被评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在2004年获批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将城市性质定为“中国江北水城”。 然而，许多人对“水城”真正的内涵仍缺乏了解，将水城附会以风水、八卦等[1]，将建设水城理解为打造水景。实际上，黄泛平原古城独特的“水城”风貌是其与黄河洪泛、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过程长期适应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景观，是古人的生存艺术[2]，其对今天的城市水系治理、防洪治涝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仍大有裨益。 因此，有必要对黄泛平原“水城”的景观形态、形成机制及其背后的治水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并探讨在新的城市环境下如何重新定义、拓展“水城”的内涵，从而更好的实现保护文化景观、塑造城市地域特色、解决城市洪涝灾害问题等综合目标。 菏泽是典型的黄泛区“水城”，以此为案例，本文对黄泛平原“水城”的建设途径进行探索。

　　黄泛平原古城往往在城市内部与周边分布有规模不等的水体，不同于江南水城发达的河道水网，这些江北“水城”以集中分布的面状水体——坑塘、湖面为特色。同时，黄泛平原古城另一重要特征是在城墙外围往往加修用于防洪的护城堤，并大多筑为圆形(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面积最大，是经济合理的选择)，而城墙则遵循中国传统建城形制多为方形，形成古城外圆内方的独特结构。水面和外圆内方的城墙与护城堤在不同的分布格局下，形成多种形态的“水城”，可根据水面的位置和形式，大致分为3种：

　　黄河频繁的决溢、泛滥和改道，不仅给平原带来了洪灾，洪水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也造成了严重的沙灾。同时，受黄河泛滥影响，平原内水系紊乱，地形平缓，每至汛期又极易形成内涝。地处黄泛平原的各个古城，不可避免受到上述灾害的严重影响，包括：（1）洪涝灾害：以菏泽地区为例，在1949年以前的3000多年间，波及境内的黄河改道12次、黄河决口164次，明代以来的614年间，发生内涝的年份有224年，区内城市都屡遭洪水围困，其中曹县、成武多次因水淹毁城而重建[3]。（2）沙灾：黄河洪水带来的泥沙，由于古城有护城堤和城墙的保护，大多淤积在堤外或城外，造成城、堤以外土地逐年淤高，使平原上的古城多形成“城市小盆地”的特殊地形，如明代河官刘天和言，“滨河郡邑护城堤外之地渐淤高平，自堤下视城中如井然”[4]。这种地势，增加了防洪难度，更使城内积涝难以排出，内涝灾害加重。

　　面对上述灾害，古人在千百年的抗争与适应过程中发展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1）筑墙修堤。黄泛平原古城城墙自古就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更是重要的防洪设施，这一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平粮台古城遗址就发现具防洪功能的城墙[5]。在此基础上，古城还普遍于城墙外再加筑用于防洪的护城堤，构成双重防护。历史上，城墙和护城堤的御洪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有关大洪水期间各个城池成为庇护乡民之孤岛的记载屡见不鲜[3]。上文所述“城市小盆地”特殊地形的形成也有力的证明了城墙、护城堤的御洪功效。（2）隆高堕卑。由于黄泛平原古城“城市小盆地”的特殊地形，地势普遍低洼卑湿，并随着经历洪水次数的增多，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因此，开挖蓄涝坑塘，同时取土垫城，提高城市地坪标高是不得已的适应性措施，关于其有效性，历史上有大量记载[6,7]。

　　正是上述城市的洪涝灾害经验、以及应对这些灾害的治水实践，造就了黄泛平原众多的“水城”。当城内隙地较多、或城墙外没有护城堤的保护时，坑塘水面主要位于城内，形成“城包水”的水城景观；当城外有护堤，城内建设用地又较为紧张时，坑塘水面主要位于城墙和护城堤之间，形成“水包城”的水城景观，其水面多是以护城河为基础，逐年扩大，最后在城与堤之间形成连绵一体的大湖；当“城市小盆地”的地形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一旦某次突发的洪水造成护城堤、城墙决口，城市就可能整体沦没水中，成为大湖，新城往往于城外高地另建，便有“阴阳城”的水城景观。

　　古城中坑塘水面首要的作用就是蓄积洪涝，它们构成了古城内部的排水和调蓄系统，是解决城市内涝灾害的重要措施，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坑塘水面还具有水产养殖功能，当地人利用其种蒲网鱼，晒制土盐，颇获资利[8,9]；很多古城中的坑塘湖面往往是当地的风景胜地，成为士大夫修筑园亭、吟咏聚会之所[10]；一些古城由于被城湖环抱，其军事防御能力有所提高[6]。另外，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古城中的坑塘水面还具有蓄积和利用雨洪资源、补给地下水和作为乡土生物栖息地的作用。

　　1949年以后黄河得到有效治理，实现近60年未发生决口灾害的历史记录，同时随着1980年代以后黄泛平原地区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黄泛平原古城传统的防洪御涝经验逐渐被淡忘，“水城”形态和功能在新的城市建设中正在被破坏：城墙被拆除，护城堤也残缺不全，尤其是城市坑塘湖面被填埋，如菏泽在历史上城内曾有大量坑塘，称为“七十二坑”，水面占古城面积比例约为30％，而到2000年水面面积减少了约一半。类似情况在各个古城都十分普遍。同时，大量新城在低洼地建设，为解决随之产生的内涝问题，不得不引入排水管网、排水泵站等工程措施，使传统“水城”只须简单工程措施、低成本维持的人水和谐关系被打破，“水城”在更深层面上遭到破坏。

　　目前，黄泛平原城市除了面临上述旱涝问题之外，还面临其它以水为核心的综合性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加剧、地下水超采以及水生态恶化等。以开封、聊城、菏泽三城为例，各市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10%、8%和14％，均属缺水城市；三市除聊城东昌湖和古运河近年来因引黄冲污使水质可达III类以上外，其余市区水体水质均为V类或劣V类；目前三市的地下水超采情况均较严重，其中地下水埋深大于6m的超采区面积，聊城占全市面积的50%以上，菏泽达70％以上，开封由于地下水过度开采已出现地面沉降[11,12]。随之，城市河流湖泊干涸、污水横流，水生态、视觉景观和环境卫生质量急剧恶化，结果加速了水体填埋以及传统“水城”风貌的消失。

　　近年来，不少黄泛平原城市提出建设“水城”的战略，往往急功近利，很多城市的“水城”建设误区重重，表现在：（1）舍本求末：为求水景，大量引黄河水，而不是通过雨洪和污水回用，不但无助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反而使水景成为负担；（2）嫁祸于人：如通过引黄冲污排向下游；城市内涝问题没有结合水体的开挖增容来从根本上解决，而是依赖排水管网、泵站将珍贵的雨水资源与污水混同排出城外，向下游转移洪涝风险；（3）画蛇添足：城市水系治理常常采用硬质护衬、截弯取直、渠化等工程破坏了水系自然状态，自净能力丧失，水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

　　黄泛平原传统的“水城”景观，是一种“生存的艺术”，是洪涝等灾害的适应性景观，绝非美化和装饰。今天这些城市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对黄泛平原“水城”的保护、恢复和建设，必须首先深入理解“水城”景观的形成机制及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内涵，应尽量少的采用工程措施，更多的恢复、发挥水体自身具有的生态功能，让自然做功[13]。总体上讲，黄泛平原“水城”的保护建设应从水伦理、整体规划战略和具体设计策略上进行重大革新，回归“生存的艺术”。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生态服务的关键性景观结构和元素（生态系统）[15~17]。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18,19]。以水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中国城市生态安全的头号问题，最近发生的济南等城市的水涝，太湖、巢湖、滇池等严重水污染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威胁，表明了土地和水的自然系统服务功能的严重下降。城市水环境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对该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和解决途径，而是片面依赖工程技术，单一地去解决问题，结果使生命的水系统及其生态服务功能遭到严重破坏[15,20]。综合问题必须用综合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途径就是建立生态基础设施[21]。而生态基础设施的建立，必须通过“反规划”途经[15~17]。生态基础设施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洪涝适应性景观，不但因为它们的综合生态环境功能，还因为这些景观是独特的文化遗产。

　　菏泽距黄河直线km，历史上黄河在菏泽境内屡次决口、改道，泛区横扫全境，洪涝灾害深重。古城曾屡遭洪水围困，形成浅碟状的“城市小盆地”。菏泽的“水城”景观具有典型性，主要为“城包水”的形态，城内有大面积坑塘。目前，菏泽也面临“水城”消失、城区水体被填、水网密度降低、洪涝风险提高的问题，及其它诸如缺水、污染、地下水超采等综合性问题。菏泽市在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中都将“水城”定为城市特色之一，在新的总体规划（2003－2020年）中提出塑造“花城水邑”城市特色的目标，并为此编制城市绿地水系规划。

　　内容包括：（1）构筑城市近郊外环水系和堤防。疏浚现有外围河流，局部地段开挖新河，构成环绕城市的连续外环河道，分流、拦截来自城市西部超常洪水；同时，疏浚与外环水系相连的区域河流，保证城市外围行洪排涝通道的顺畅。（2）构筑多层次的城区外围环状水系和堤防。结合城市外环路建设，利用沿线已有河流和结合道路建设新开挖的河流，形成环绕东西两个主城区的环城河，同时对历史上形成的古城外环水系——护城河和护城堤河也应疏浚和利用，共同构成多层次的环城水系，以适应“城市小盆地”的地形，有效阻挡周围洪涝向城内倒灌。（3）构筑近郊防洪缓冲带。在近郊环城河和城市建成区之间的区域，将城市防洪与农业、林业和水土保持、农田灌溉密切结合，保留整治区内大量的河道、湖塘洼地，提高该区水系的雨洪调节能力，成为城市近郊防洪缓冲带。

　　通过微观层面的雨水利用措施和绿地水系的生态化设计，使宏观生态基础设施得以落实，并使生态理论和知识转化为水利和景观营造及市政工程，避免诸如水泥护砌等错误的建设方式。其中，城市水系建设中可采用生态护岸、台阶式岸线等设计，促进滨水地带的生态恢复、适应水位变化和消滞洪水，在局部地段建设半自然或人工管理的雨污湿地，改善水质。绿地建设中可采用下凹式绿地等措施促进雨水下渗，补给地下水；结合部分城市道路绿带、高压走廊建立雨水明沟系统，雨季为雨水的蓄排通道，其它季节亦可形成良好的植被景观。以上措施在国内外都已有大量研究和实践[22~24]。

　　将水系统与绿地系统、文化遗产系统、游憩系统以及城市雨水排水、污水排水等市政工程系统相结合，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以作为城市禁建区[26]。其核心内容是合理划定滨水“绿线”范围，从而在重建水系基础上，重建滨水地带，发挥水系统综合功能。菏泽滨水“绿线）强调洪涝调蓄、净化水质、水土保持、生物栖息以及文化遗产、游憩等多种功能，根据各功能对植被带宽度的要求[27]，综合确定“绿线）与土地利用规划衔接，在空间上落实“绿线”。在当地规划部门协助下，将“绿线”与现状和规划用地布局结合，落实“绿线”的具体用地范围，并提出相应的建设和管理导则。

　　黄泛平原古城独特的“水城”景观是黄河洪泛、泥沙淤积以及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过程的一种适应性景观，是洪涝灾害的自然过程与相应的人类治水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古人在不利的环境下如何实现与洪水和谐相处的生存经验，正是这种“生存的艺术”，营造了黄泛平原“水城”安全、丰产而且美丽的景观。所以，黄泛区的水城景观不但是一种文化遗产景观，也是一种当地人与土地及水过程系相协调的、活的文化景观。当前黄泛平原城市正在开展的“水城”建设，对于传统“水城”风貌保护，以及城市综合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机，利用好这一机遇，建设好黄泛平原的“水城”，在当前我国城市水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对水城景观的上述认识，本文认为，水城的保护和建设应该避免表面的城市化妆之路，不应停留在“造景”，而应该从水城的功能和形成机理，去保护、恢复和完善水城景观。应该回归生存的艺术，理解和完善水城的景观；应以与洪水为友和变废为宝的伦理，善待水和水景观；从宏观上必须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综合解决水系统和水环境问题；从微观上，用生态设计的手法，进行水环境的设计。在对黄泛区的水城景观普遍机制和形态特征的认识基础上，本文对菏泽市的水系统进行了规划探讨，尊重和保护了原有菏泽水城景观，同时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建立更系统完善的、以水系为核心的生态基础设施，将水系与生物栖息地、城市游憩绿地和文化遗产等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以便发挥其综合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一系统将有效地止洪涝灾害，资源化利用雨洪，避免单一水利工程带来的弊端。是一条生态水利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