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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基于对战争给人类文化财富带来的巨大破坏的反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这一公约反映了重要文化财产是人类共有财富观念的形成。此后，国际社会先后进行了包括抢救埃及努比亚重要历史遗存、拯救威尼斯、保护巴基斯坦曼加罗什考古遗址、修复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等重要文化财富的行动。这些行动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促进了人类共同遗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国际文化财产保护行动促进了建立文化财产保护国际原则的进程，促进了1964年《保护和修复纪念物和遗址的国际》即《威尼斯》的形成，这一得到了当时国际文物保护界的支持，并成为1965年建立的世界最重要的非政府文物保护专家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接受的基本文件。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涵盖了自然遗产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在此实践基础上，美国在1965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信托”的建议，并在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自然和人类大会”上，正式提出建立“世界遗产信托”的概念（包含了文化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发展会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等有关联合国机构支持联合国成员国政府通过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公约，并明确提出“世界遗产”的概念。同年11月教科文组织在成员国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国际公约”。

　　对历史城镇保护问题的研究，导致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1987年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的《华盛顿》。《华盛顿》提出，居民参与是历史古城保护的重要部分，强调了对历史古城的保护要适应现代生活以及相关房屋的改进，界定了新建建筑与原有环境的关系标准，这体现了对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保护思想。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9届大会上就通过了一个《关于历史地区（城区）保护及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把人类活动和现代城镇生活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这无疑为之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增加和世界遗产名录的不断扩大，到90年代上半期，在已有的世界遗产评价体系下而产生的世界遗产名录，开始表现出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数量上的不平衡，遗产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遗产类型上的不平衡，保护能力的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开始影响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发展。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都注意到这些问题给世界遗产带来的影响，并组织了一系列的专家会议对当时世界遗产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和分析。

　　1994年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形成的《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把真实性放到了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来考虑，“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需要对其他文化及其信仰系统的各个方面予以尊重。在文化价值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则意味着需要认可所有各方的文化价值的合理性”，这提出了一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奈良会议对于真实性的评价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将之前规定的真实性的四个基本方面（设计的真实性、材料的真实性、工艺的真实性和地点的真实性）扩展到“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情感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因素”。

　　《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体现了从绝对的物质真实性到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并且同时涵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方面的真实性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在1994年取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提出“文化景观”这一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在审查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发现一些重要的自然遗产，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价值，有一些甚至是传统的圣山或圣地，仅仅把它们作为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并不能充分保护其所具有的价值，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一些重要文化价值的损失。文化景观的明确定义在1994年最终出现在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当中。

　　促进文化间对话，促进各缔约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也是教科文组织表达出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通过对跨国联合申报的鼓励得到了清晰地反映。新千年之后，在世界遗产名录已经出现多个多国联合申报的遗产项目，其中包括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天山，长安廊道”。南美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六国联合申报的“安第斯道路系统”。200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地弧”测绘系统包括10个国家，2017年扩展后的“喀尔巴阡山脉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古代和原始山毛榉森林”更是包括了12个国家；“勒·柯布西耶建筑作品对现代运动的杰出贡献”项目包括了7个国家，横跨了南美、欧、亚三大洲。跨国申遗项目有效地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对线、世界遗产保护的发展与展望

　　世界遗产的保护源于人类保存自己的文化，保护自身生存的环境的意愿。从《世界遗产公约》诞生到今天，尽管只有短短的45年，但显然世界遗产保护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今天已经与可持续发展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世界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当中，社会需要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使得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的讨论、新的世界遗产申报的评审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从专业的评估向社会认知方面的转变。

　　2012年庆祝世界遗产公约诞生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评选了世界遗产保护最佳实践，并将这一殊荣授予了菲律宾的维甘古城。维甘古城遗产保护实践最核心的内容是市民、社区积极参与保护和管理活动。在庆祝活动中发布的关于世界遗产保护实践的新著《世界遗产：超越边界的利益》同样强调了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参与和获得的利益。2012年在庆祝世界遗产公约诞生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通过的《京都愿景》再次强调了以人为核心的世界遗产保护，强调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特别是社区参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强调了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世界遗产的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实践，也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对自身遗产的认知和保护。在中国的实践中，如何使遗产的保护能够深入到每一个国民的心中，能够通过遗产认知与保护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是遗产的保护从专业研究和技术保护的领域跨向凝聚社会，造福社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天地既是中国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更是肩负的责任。世界遗产的保护实践促进践行“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遗产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