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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岛内政治人物来说，赌场开放的问题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棘手”，除了考虑自身的“道德形象”外，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选民的“泛道德”保守心态的一种猜测与模拟（而非客观评估民众真正的需求）─明明台湾社会地下赌场林立、岛内职棒屡因签赌而传出打假球、各种“非法”网络赌盘交易量惊人，政治人物们却仍然可以自欺欺人地相信：大多数的选民是厌恶赌博的。而只要不去碰触这种充满争议（有时可能挡人财路）的议题，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你禁你的，我赌我的”。政客们这种充满“伪善”与“投机”的态度，恰好也为“上下交相贼”的台湾社会现状作了一个最佳批注。

　　要了解“公权力”介入赌场的好处前，我们可能先要稍微了解“黑道与赌场共生”的缘由：从某些角度来看，“黑道”之所以坐大，许多政府的“禁制令”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当政府用“禁止”来取代“管理”，但常因禁止不了，就任由赌场流于地下。而偏偏支持一个赌场生存的几个要素，例如：“收帐”、“秩序”、“维安”等等系统，都须要一个有“公信力”的“单位”来支撑；如果政府不愿成为这个“单位”，那么就只有任由黑道依“江湖规矩”来“主持正义”了。这就等同于将赌场的管理权“让渡”给（拥有“优势武力”的）“黑道”，从而“包娼包赌”遂成为黑道的一种“特许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