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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艺术神童之一，凡·戴克从职业生涯一开始便参与了这一复兴。与鲁本斯不同，凡·戴克没有留下任何笨拙的学徒期作品或艺术上的尴尬阶段。他现存最早的自画像（约1614年）展现出惊人的自信与绘画技巧。仍带着青春圆润面庞的年轻艺术家直视观者，周围是一头红褐色的蓬松头发。下颌线处仅以一抹白色暗示衣领。与后期作品的冷静光滑不同，这幅早期作品中，凡·戴克沉醉于厚涂（impasto）的炫技。画家的双手未出现，每一笔都在彰显其非凡技巧。

　　不同于大多数在意大利游历的北方画家（包括鲁本斯），凡·戴克并未专注研究古典古代与罗马遗迹。相反，他从16世纪的威尼斯绘画（尤其是提香），以及城市精英的奢华服饰与潇洒自信中汲取灵感，凡·戴克所绘的肖像至今仍悬挂在热那亚宫殿的墙上，延续了四百年之久。此次在公爵宫举办的展览，也集结了许多被英国和美国镀金时代藏家购入的肖像，它们与热那亚原有收藏形成互补。这些收藏家在昔日贵族的华丽形象中看到了自身的理想映照。

　　自他去世后数十年内撰写的最早传记起，评论家们便对凡·戴克为何主要专注于肖像画而非叙事绘画感到困惑。例如17世纪罗马理论家乔瓦尼·彼得罗·贝洛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1613–1696，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重要艺术理论家、传记作家和古物学家）写道，凡·戴克“在肖像画方面赢得了最高声誉，无人能及……然而在历史画中，他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能力与稳健的构图，也未能按照完美理念完成作品。”贝洛里及其他人认为，凡·戴克的职业选择必然反映出自身的某种不足。否则，他为何要花时间面对那些苛求且虚荣的客户，而不是像普桑或鲁本斯那样，投身古典与圣经叙事的宏大题材？

　　展览标题“凡·戴克：欧洲人”强调其跨地域的流动性。自19世纪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以来，民族国家叙事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而凡·戴克始终难以融入其中。他通晓多种语言（在现存文献中可见他在佛兰芒语、法语与意大利语之间切换），其绘画也融合多重视觉传统，从威尼斯的感性到英格兰宫廷肖像的典雅。在这一点上，他仿效了鲁本斯，后者既是外交官，又在安特卫普建造了热那亚式宫殿。但凡·戴克从未真正安定下来：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才结婚（娶一位苏格兰伯爵之女），并在女儿出生八天后去世。

　　没有人会否认他对英国绘画的变革性影响。从彼得·莱利（Peter Lely，1618－1680年）到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年），再到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1769－1830年）与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年），历代肖像画家不断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灵感。英国肖像画传统几乎无法想象脱离凡·戴克而存在。然而，英国艺术家与作家始终没有忽视他的“外来者”身份，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年）一方面借鉴他的风格，另一方面在理论著述中否定他。最终，霍加斯被视为真正“英国绘画之父”，而非优雅却略显“讨好”的凡·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