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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中间已经产生了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区在内的斯拉夫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他们从戴阿克和艾厄特沃什那里取得了在匈牙利王国内独立存在、成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的统一的克罗地亚国家的权利。由于斯特罗斯迈尔主教的努力,19世纪50年代以来克罗地亚文化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复兴,在他担任贾科沃这一富裕地区的主教的56年间,倡议建立了一所南部斯拉夫艺术与科学学院、一所大学和一个美术馆,通过保护诗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推动克罗地亚学术的发展。他是南部斯拉夫人统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希望最终能将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保加利亚人吸引过来,与克罗地亚人共同组成一个南斯拉夫联邦。主教的追随者中有一批人渴望在一个国王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体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等地区,以萨格勒布为首都。
同样的扩张野心也存在于奥地利。早在50年代,奥地利军方就拟订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作战计划,拉德茨基元帅也曾要求皇帝下定决心,派军占领。70年代初期,瓜分波斯尼亚的计划再次被提出来,据此,波斯尼亚西北部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将划归奥匈帝国,其余部分则归塞尔维亚。安德拉西起初同意这个计划,因为这样除了使达尔马提亚得到一个后方以外,还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制造了一个将会引起纠纷的导因。
除了军事和威望的考虑之外,贸易方面的利益也是弗朗茨·约瑟夫采取积极政策的原因之一。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奥地利控制着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对外贸易,之后这种优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给了英国。到了70年代,奥地利贸易界意识到有可能也有必要从北方开辟新的商路。至于这两省本身,其经济潜力非常有限,即使在波斯尼亚较为平坦的北部河谷地带,农业耕作方式也很落后,收获更是有限。山区有几个地方富有矿产,土耳其人进行了部分开采,但只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较高水平的工程技术才能使这些资源真正产生利益。
报纸这次大显神通。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报道见闻。英国的《每日新闻》、美国的《》详细登载了土耳其军队杀人放火、妇女的全部过程,激起了西方人的愤慨,从而改变了这次危机的性质。格莱斯顿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秋天出版时,第一个星期就散发了四万多册,而同时推出的俄文本也卖出去了一万多册。人们评论此事时,会惊叹保加利亚人如何会赢得那样多的舆论同情,其他受压迫民族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他们低估了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能力。经过长期的改革尝试,土耳其军队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其陆军“就士兵而言,是最好的”,装备的质量也很不错,海军则在退役的英国少将掌管之下,拥有优秀的水兵和21艘铁甲舰,在欧洲海军强国中名列第三。因此,当土耳其将领从政治斗争中抽身而出时,就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连战连捷。而塞尔维亚方面,俄国与塞尔维亚军官一开始就没有悉心合作,俄国将军一心将自己扮成塞尔维亚的加里波第,却全无战略战术,结果土耳其人连战连胜。9月中旬,塞尔维亚人被迫求和,并向欧洲强国求助,以免遭灭顶之灾。
由于太多国家的政府想要在巴尔干分得一杯羹,因此无论作战还是求和都不能轻易解决这一问题。1878年3月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土耳其被迫做出意义重大的让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完全独立,并且还得到一些额外的领土,并且不顾《布达佩斯协定》,要建立一个领土大致横跨巴尔干半岛的“大保加利亚”,不仅包括发生过民族起义的地方,还包括了整个色雷斯西部及马其顿,特别是向西远远延伸达到了阿尔巴尼亚山麓的丘陵地带。
在俄英之间发生危机之时,德国为了要在欧洲大陆保持领导地位,再也不能无视巴尔干问题了。俾斯麦把巴尔干地区的居民说成是“偷羊人”,认为不值得为这一地区的人而牺牲士兵的生命,但是各国在巴尔干的争夺不是出于物质利益,而是声望和战略地位。同样,俾斯麦虽然不打算通过一次欧洲会议在他们的“三个朋友”中做出明确的抉择,但为了德国的威望,应当调解和平,“扮演一个真正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正如上一次维也纳会议是梅特涅的奥地利帝国的一次光辉成就一样,柏林会议也是俾斯麦的德意志成为欧洲政治重心的标志。特别是由于81岁高龄的威廉一世在菩提树下大街遇刺,从6月到12月的半年时间里,俾斯麦大权独揽,对柏林会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初看来,柏林会议有可能成为老政治明星的一次大会聚。迪斯累里已是弱不禁风的70岁老人,身患顽疾,20多年来从未离开过英国,戈尔恰科夫则已是离不开轮椅的八旬老人。俾斯麦估计将分别由索尔兹伯里和舒瓦洛夫率领英、俄两国代表团,因此,当他发现迪斯累里已经到达柏林时颇觉意外。而同样的消息促使戈尔恰科夫也前来柏林,因为他“不愿像光一样熄灭,要像星星那样没落”。但是这一时期柏林的星星已经够多的了,俾斯麦担心这次会议可能会变成个人虚荣心的一次大比拼。
柏林会议是以安德拉西的名义邀请列强参加的。会议期间,这位自信的马扎尔贵族与索尔兹伯里进行了友好的合作,并相信俾斯麦已将自己视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无论如何,最后形成的《柏林条约》将伊格纳季耶夫野心勃勃的“大保加利亚”缩小了2/3,马其顿依然归土耳其,普罗夫迪夫周围地区则成为半自治的“东鲁梅利亚省”,居民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由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行政长官统治,自治的保加利亚被限制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高峰之间的地区。
虽然柏林会议之后欧洲享有三十余年的和平,但这次会议并未使任何一方都感到满意。即使俾斯麦本人,虽然如愿以偿地获得空前的威望,也对因不偏不倚而得罪所有人的差事很觉头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怨会议的解决方式不过是“欧洲的反俄联合”;罗马尼亚人参战积极,却眼睁睁地看着比萨拉比亚被抢走,与俄国的关系自然亲近不起来,转而逐渐步入俾斯麦的外交安排之中;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占十分愤慨,对俄国人抛弃他们也十分失望;而保加利亚人的失望是最明显的,特别是由于此前的《圣斯特法诺条约》曾经将保加利亚的国界扩大到那么远,柏林会议又不得不使他们接受冰冷的现实。
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波斯尼亚的居民建立了自己的防御系统,并得到反对苏丹的一些装备先进的土耳其军队的帮助,因此,7月底,奥匈帝国军队越过边界后便遭到了占据良好地理位置的敌人的顽强抵抗,维也纳不得不筹措更多军费,派遣大军,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所有的反抗下去。鉴于占领的代价如此之大,弗朗茨·约瑟夫不免有些心疼,既然是通过武力达到的,就不妨宣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
由于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安德拉西从柏林带回来的这个收获有可能打破各民族间微妙的平衡,使民族冲突更加尖锐化。阿格拉姆的克罗地亚人和莱巴赫的斯洛文尼亚人强烈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愿望,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则极力称赞沙皇和俄国军队。土耳其战败后,布达佩斯的一次群众集会号召向俄国开战,对土耳其表示普遍同情,并把一把象征荣誉的剑献给征服塞尔维亚的一位土耳其将军。捷克人则把一把佩剑赠予塞尔维亚的败将。事实证明,对民族成分纷繁复杂的奥匈帝国而言,最好的外交政策就是保持原封不动,避免变化。
德意志自由派担心条约会使200万斯拉夫人涌入境内,威胁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地位。马扎尔人出于同样的理由并且由于某种亲土耳其的立场也有同样的心理。1867年以来的民族均衡状况可能会被打破,斯特罗斯迈尔的南斯拉夫人会是实际的受惠者。安德拉西必须使《柏林条约》得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国会的批准,特别是维也纳国会中的德意志自由派,总是在抱怨自己在对外政策中没有发言权。后来,主要是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坚持,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两个国会最终在1879年3月批准了《柏林条约》,紧接着,奥匈帝国与土耳其之间就波黑的占领与行政管理达成正式协议。
俾斯麦这时无意中帮助安德拉西成就了他最后的辉煌。得知安德拉西即将离任,海默尔男爵继任外交大臣,且皇帝将起用的塔费伯爵以同斯拉夫人的和解政策出名,俾斯麦担心奥地利的德意志自由派失势之后,奥匈帝国会转向与俄国的和解政策,共同对付德国。从其本心而言,俾斯麦讲求实际,蔑视只图面子的外交,愿意在柏林会议之后继续充当“诚实的掮客”,但是如果再袖手旁观的话,德国就有在外交上被孤立的危险,法俄结盟,甚至法奥联盟的话,将出现新的灾难,而英国与奥匈帝国的接近趋势会对俄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俄国受到更大的屈辱的话就会破坏力量均衡。为此,他希望突出奥普友谊来促使俄国改变态度,以复兴三帝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