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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债务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并非正相关，二者更多体现为结构性的平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大规模增加，债务风险存在同步上升的趋势。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表明，过度举债以及财政过度扩张是政府破产的主因，而且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短期而言，大规模的公共债务增长的溢出风险可能不会较快显现，但中长期却会逐渐溢出，制约财政预算平衡，一旦经济增长失速将会导致财政赤字扩张，并反过来加剧公共债务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

　　英国经济史与金融史学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另辟蹊径，在其出版的《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2021年）一书中，将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指向金融层面（主要指向公共债务），以非常新颖的角度剖析了金融如何影响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从公共债务与西方民主制度变迁的冲突、融合和互动关系出发，深入探讨西方民主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回溯历史来看，欧洲国家的早期王室或国家借钱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当时的城邦和王国较为分裂，日益增加的边界冲突导致战争蔓延，统治者不得不通过举债来维持军事防御所需，这时期的公共债务虽未能成形，却成为公共债务缘起的主因。

　　早期欧洲历史可见，政府借款起初并不常见，后面受到教会债务需求扩张以及银行发展，促使公共债务逐渐兴起，以商业活动起家的银行家发明汇票作为不同地区之间资金转移的工具，这些工具便利债务清偿。从意大利的城邦债务到主权国家的债务增长，国家信贷行为成为商业活动家、银行家以及政府任命的债权人大会等共同合作建立起公共债务的基础规则，其间相继出现威尼斯国债市场以及二级市场上的股份合约，主权借贷有了更加完善的约束条款和金融市场的支撑。

　　由此，债权人得到了收益的保障。佛罗伦萨不仅建立自己的偿债基金，即通过利息税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强制公债既是税收也是贷款。这里面可以发现现代财政体系的雏形：当国家处于和平状态，财政也有盈余时，公民们所付出的资金（即借出去的钱供社会所用），就会得以偿还，同时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一阶段，“真正的公债市场”拥有比较规范的交易制度，从而促成公债交易活动变得活跃。但是，由于当时西欧缺乏繁荣的二级公债市场，高水平的债务通常债务期限较长，限制了公债的财富流动性，而且过高的债务水平很可能超过政府的偿债范围，政府只有通过扩大债务规模才能维持良好的信用。

　　为了维持王室财政，一些君主开始转向货币市场贷款，法国王室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荷兰共和国通过发展贸易和经济扩张获得来保证税收和债务同步增长，但英格兰却并未成功复制，“光荣革命”的不彻底暴露出农业国家的短板，过度举债和信用下降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发生。当时的法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财政危机——“债务绝对值过大且贬值的短期债券比重过高”，因而陷入公共债务体系的恶性循环。欧洲“文艺复兴”后，工业革命兴起，金融资本开始主导社会化大生产，商人控制了再生产、贸易和投资等资源，商人地位不断提升，封建王权所倚赖的税收则越来越多地源于那些金融资本家。最为关键的是，西欧国家的财政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却难以摆脱公债体系的“魔咒”。

　　巴里·艾兴格林（2023年）认为，公共债务要想起到保持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重点不在于扩张公共债务的规模，而在于提高公共债务的效率。另外还有赤字货币化的问题。达利欧（2025年）指出，债务水平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就需要降低债务负担，这通常会导致债务违约/重组以及货币和信贷的创造，从而引发债务危机的发生。大卫·格雷伯（2021年）指出，就债务和信贷机构的本质而言，至少需要重新启动更为广泛的探讨，而不只是简单的对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2025年）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公共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各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整顿财政，以维护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根据预测，2025年全球公共债务将上升2.8个百分点，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95%以上，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若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债务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极端不利情境下，全球公共债务到2027年可能攀升至GDP的117%，创下二战以来最高水平，超出基准预测近20个百分点。

　　全球公共债务经历数个历史周期，每个阶段均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全球新冠大流行危机。为较快摆脱经济衰退，各国通常借助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一方面是预算赤字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中央银行的配合。日本较早推动现代货币理论（MMT）实践，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大量国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拓展了财政扩张空间，后来欧美国家纷纷效仿。

　　总的来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多数国家和地区仍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发力仍是主流，将带来公共债务的新一轮增长。美国凭借拥有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以及遍布全球的跨国网络，暂且能避免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但其他经济体则不具备相似的条件，稍有不慎可能会导致财政紧张。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未来3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放缓至1.8%，远低于过去50年的3.1%。低增长与高赤字的组合恐使债务利息支出成为财政最大负担——2025年联邦净利息支出预计达1.6万亿美元。若现行政策不变，到2054年债务占GDP比例将飙升至166%，触发全面财政危机。达利欧将美国的债务问题形象地比喻为“一艘驶向岩石的船”。

　　如果经济增长无法持续，那么过度的赤字将可能遭致债务的“反噬”，进而可能陷入恶性循环。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深陷主权债务陷阱的案例以及希腊债务危机事件、斯里兰卡破产等现象值得深刻反思。具备较强偿债能力和信用基础较好的政府公共债务扩张的风险是可控的，如果中央银行可以在不增加通胀失控的情况下加大支持力度，政府在必要时增加债务不会造成利率飙升，依然可以增加借贷和支出，但是，如果处理公共债务不当，完全依靠通胀来解决债务问题或者完全依赖基本财政盈余都不可取，反而会产生几乎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