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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合作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外交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鉴于未来很多事情的不可预见性，世界经济也存在倒退等风险，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各国之间营造相互信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里，中国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在加强政治、经济联系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欧中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双方经济体量差不多，我们在历史上不是“敌人”，当然我们也没有发展出“兄弟”一样的情谊，但是至少我们要成为关系不错的“表亲”。

　　最初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在31岁时便出版了里程碑式的三卷本著作《化学胚胎学》。然而，他的学术道路与人生轨迹在37岁时因3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与鲁桂珍）而发生了决定性转折。那时，西方的学科体系被视为知识与学问的终极典范，西方科技成就更是世人追随的主流。而这3位中国学者不断为李约瑟带来新的启发，向他介绍中国古代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包括著名的四大发明以及源远流长的科学思想与实践体系。由此，李约瑟发现，中国的科学成就远超他的想象与认知，中华文明孕育出一种独特而深邃的科学精神与世界观。此后，他独辟蹊径，广搜典籍，系统整理文献，持续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纂，奔走于世界各地推广研究计划，最终在剑桥创建李约瑟研究所。从李约瑟的使命意识与持久热情中，我深深体悟到：恒久的激情，是通向卓越的关键力量。愿我们也能启迪当代学子，寻得指引未来、成就伟业的星辰。

　　如果我们要讨论创新，就必须回到历史与文化本身。正如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早在明代，来华传教士翻译四书，是因为他们也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深邃智慧。利玛窦认为，若不理解中国经典，就无法与中国人真正对话。因此，他开始翻译《论语》《中庸》《大学》，并在其中找到了与自身信仰相通的思想，如天人合一等。利玛窦之后，不少学者继续传播孔子思想，认为儒学能够唤醒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的公正治理。这些中国经典的译介，成为早期现代跨文化对话的重要见证。儒家经典不仅引领我们进入真正的中国文化与哲学世界，也对个人与后代的精神成长具有深远意义。

　　1979年，我作为第一批美国赴华公派留学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学习了一年。那时的浦东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地铁、高速公路或国际机场。如今，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浦东机场过来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浦东是最现代化的地方之一，而且在不断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如今，许多国家纷纷派遣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学者前往中国学习宝贵经验。中国学研究人员肩负着重要使命——深入了解中国如何运用自身历史与文化资源，推动国家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在此背景下，海内外众多的“中国通”正围绕中国展开许多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议题。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深入中国社会开展田野调查，广泛接触不同社会阶层人士，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与感知。

　　中国学面临的一大核心难题，在于中西方之间的范式隔阂——即多数西方学者和专家认为，应通过西方的棱镜来理解中国。西方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他们一再否认，但中国持续崛起，在一个又一个领域超越西方，正成为现代性的新塑造者。随着世界不断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并积极向中国学习，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而我们仅处于这一进程的起点。即便在当下，中国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高效的治理体系以及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在相当程度上仍未被世界充分理解。了解中国的巨大渴求目前已经存在，未来将更为强烈，这正是未来数十年中国学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国从饱受殖民侵略与内部纷争之苦，转变为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技术创新引领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奉行一种区别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新理念，展现出更加开放、均衡、共赢的发展愿景。

　　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级现象。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今天是怎样走来的，它的秘诀何在，它的成功之道又是什么。今日的中国可以从3个客观维度来理解：第一是时间的维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000多年文明历史；第二是空间的维度，即超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它既蕴含独特的优势，也面临一系列中小国家难以遇到的复杂挑战；第三是制度的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我认为，理解当代中国必须深入其独特的历史、空间与制度场景，从这3个维度出发，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文明生命体来理解，以更宏阔的视野、更开放的眼界和更专业的态度去把握它。我相信，世界中国学的繁荣，必将为世界理解中国，也为中国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这强调的是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另一句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强调的是如果深陷某个事物之中，可能无法看清它的全貌，只能看到局部和片段。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必须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中国学既然是世界的学问，就必须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开眼看世界”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海外学者来说，必须深入中国社会进行考察，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通过这种双向视角所看到的中国，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丰满的外观，这才是一个在人类大家庭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

　　研究当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而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在于，它是一个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广泛政治代表性的政党。很多西方国家主要政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中上阶层，不管他们口头上如何把“民主”喊得震天响，这种政治体制代表的只能是中上阶层的利益。反之，一种政治制度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有来自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政党。截至2024年底，中国党员总数已超过1亿名，是世界上第一大政党，占中国总人口的7.1%，是世界上人口占比最高的政党。中国不仅党员人数多、占比高，而且党员实际构成也是全体人民的缩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来自人民，生活工作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民的所思所盼就是他们的所思所盼。

　　印度和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与显著的互补性。中国在技术创新、资本与发展方面的经验，尤其在绿色与科技领域，为南亚地区带来诸多机遇，也实现了双赢。两国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特色，通过增加直航等方式，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增进相互理解。中国的工业结构与快速转型经验，值得印度借鉴。尽管两国的社会体制和世界观有所不同，但应当把世界视作一个大家庭。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些都体现了新的范式，也为构建更加平衡与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方向。

　　我于2017年写了《中国人是如何做到的？》这本书，期望找到中国获得快速发展的若干原因。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乍一看，这个答案似乎与一个国家不断提升和成长的潜力、能力有关，但这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科技发展，并在21世纪显著加速。中国非常清楚，要摆脱依赖，就必须获得相关知识。中国通过开放国内市场，不断加速知识积累，制造了更多商品并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自主创新”是引领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中国实施该政策，推动了技术创新，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以及最近诸如深度求索等正在崛起的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