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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提、众议、众治”的“人民城市议事厅”集思广益，公共空间拆除围栏、历史建筑“扫码阅读”、黄浦江边老旧小区20年交通拥堵等难题迎刃而解，“人民城市”在这里写下鲜活的注脚。诞生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治理在这里写下生动一笔。在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从火塘边的纠纷调解到乡村供水安全项目的建设，从跨境生态共治到人居环境改善，4900多场“院坝协商”活动陆续展开，推动1.3万余个民生难题陆续解决。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重要制度载体，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原则落实于广袤国土，使来自远山深处的建言也能直抵国家立法机关，多元利益通过制度化渠道转化为“最大公约数”。比如，连续14个五年规划接续实施，70余年跨度的中长周期治理模式全球罕见。2025年5月，“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再度问计于民，一个月内累计收到网民建言311万余条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中国脉动更民主、更科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文化是活跃着的文明，文明是沉淀下来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纵观人类发展史，那些历史上保持长期繁荣强盛的国家，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往往也创造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

　　洞察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新时代实践要求，“习文化思想”在2023年10月正式提出。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新的文化生命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等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中华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相互契合”走向“相互成就”的结果，从更深层次上阐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深刻把握这一历史规律的中国，在新时代形成了“习法治思想”。这一思想体系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良法善治”等治国理政原创性理论，以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对传统法治文化、法治模式进行传承和创新，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协调处理改革与法治、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着力构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实施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法律篇》中有一句名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律”，这正是今天中国法治文明实践的注解。中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基本方略并写入宪法，编纂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国家安全、卫生健康等重要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相继制定出台，生态环境、教育科技等重要领域的法律系统全面修订，网络信息、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立法取得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立案登记制改革推动“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司法责任制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让“有恒产者有恒心”；首创矛盾化解“枫桥经验”新时代升级版定分止争，促使纠纷化解在萌芽，中国成为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枪爆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开创了“中国之治”的崭新格局。

　　2025年5月，近60个国家与约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在香港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标志着全球首个由亚非拉国家主导建立的政府间法律组织的诞生。《南华早报》称之为“全球法律界重要里程碑”。“劝和促谈”，这一源自中国“和合”文化传统的纠纷斡旋机制，不仅是中国法治文明的现代传承，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法治公共产品。当今的中国正通过拓展对话维度、重构法治范式，筑牢文明秩序的基石。津巴布韦经济学家穆索扎评价，中国为完善国际法治贡献智慧和力量，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正是深刻洞察“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这一道理，习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思想蕴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生态治理”等一系列保护生态、促进文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以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对传统生态治理方式进行革新，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经济—社会—环境”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世界是中国在场之“世界”，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之“文明”。习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天下一家，同球共济。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多次写入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各领域命运共同体目标陆续确立；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82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合共生提供智慧滋养，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各方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各方共襄盛举的宏伟事业，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列中。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同文明文化多元共生才是常态。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多元文明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要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和西方的以资本为中心不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发展中使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深刻改变了中国面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获得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使“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达到极致。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操控全球经济，到科技巨头利用算法加剧社会分化，再到政治权力被利益集团绑架，人的存在价值不断被资本、技术与权力挤压。反观中国式现代化，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目标，正是对“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生动诠释。脱贫攻坚战使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共享发展新模式，这些实践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先富者恒富”的宿命。

　　文明真正的进步是立足自身文化根基，批判性吸收全人类优秀成果的过程，而非对某种特定模式的简单模仿或移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性意义，正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智慧，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出一条激活传统生命力、创造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路径。华裔汉学家谭中认为，独特的文明传承和文明积淀，赋予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作为一个宏大的文明体系，将与西方体系长期共存。文明既是历史创造的积累，也是现实创新的土壤。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对世界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文明，对待不同文明自古就有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证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和处世之道。中国推动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150多个国家落地的民生项目，正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起经济共生、文化互鉴的新型文明关系。这种实践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证明和合共生不仅是理念，更是可操作、可验证的文明发展路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评价：“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有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当人类文明即将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节点，气候变化、生物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性挑战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叩击着文明存续的根基。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文明孕育的“和合共生”理念，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局限，展现出作为文明发展终极理念的思想穿透力。它不仅是对“零和博弈”思维的超越，更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石与实践路径。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贫富分化、科技伦理等挑战交织，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明的对话与智慧的共享。文明发展论以其丰富深厚的实践成果证明：发展不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代化不必复制资本主义的逻辑，民主的真谛在于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科技的进步应当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到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合作，从碳中和目标的坚定承诺到科技创新的普惠共享，中国正以行动诠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理想。

　　报告的采写和发布得到了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乘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丰子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王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期刊副主编刘泓等专家对报告进行了悉心指导。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队长巫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大龙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诚挚感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