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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对出口的拉动为何会有拐点？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拉动效应的博弈影响着“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贸易拉动效应的核心机制是投资促进新贸易往来，创造新的出口需求；而贸易转移效应的核心机制是当地产业成熟后替代中国出口，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当地生产的最终产品可能返销中国或抢占当地市场；另一方面，其产品也会销往全球，从而挤占全球市场份额。随着贸易转移效应抵消甚至超过贸易创造效应，“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就会有所减弱。

　　“一带一路”对出口的拉动何时出现拐点？从FDI与出口的联动关系看，2025年之前出口累计同比与FDI累计同比的比值整体呈下行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拉动效应已经有所减弱。从周期角度看，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同比存在类库存周期性变化，与全球制造业PMI的周期节奏一致。从数据上看，上一轮周期历时40个月。本轮上行周期已历时23个月，截至2025年12月下行周期已历时3个月。从行业看，上一轮周期出口增长主要由基础化工、钢铁、轻工制造等传统行业驱动，本轮周期除交运设备外，传统拉动行业普遍转为拖累项，而电子、机械设备、交运设备等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行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从从商品类型看，自2022年开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资本品与中间品的金额比值持续上行，目前已经创下2018年以来新高。从产业发展阶段看，2022年后，我国对东盟出口中，产线部署类代表性商品与投产运营类、基建构筑类代表性商品的金额比值持续上升。以上均表明“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生产能力提升，产能部署力度加强。总结来说，考虑到当前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下行，“一带一路”国家本土化生产能力提升以及2025年基数效应的影响，本轮的下行阶段大概率会短于上一轮。若下行阶段为18-24个月，则底部可能出现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上半年。

　　一个简化的长期推理模型。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进口需求差异。以30%、50%、60%和75%为门槛，将“一带一路”国家按照城市化率水平分为五个阶段，根据对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的出口与其GDP之比（对我国的进口强度）相对稳定或趋势显著的特征，进行情景假设，借用IMF对各国城市化率和GDP预测动态模拟2026-2030年我国对各国的出口总额变动。三种假设下均显示2026年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此外，未来几年的增速将在略低或持平于本轮周期最高水平的范围内波动。

　　“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与拓展深化时期。自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历经三个关键阶段，目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与拓展深化的新时期。第一阶段以顶层设计为核心，奠定合作框架。2013年倡议提出后，“一带一路”被写入中央决定与政府工作报告，确立国家战略地位。第二阶段聚焦机制化建设与合作深化。2017年首届高峰论坛达成广泛共识，2019年第二届高峰论坛强调高质量与廉洁建设。2020年“一带一路”也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议，确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第三阶段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中医药合作规划提升合作水平。2023年第三届高峰论坛提出八项行动，新版《愿景与行动》为下一个十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擘画蓝图。

　　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拉动效应的博弈影响着B&R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贸易拉动效应的核心机制是投资促进新贸易往来，创造新的出口需求。当该效应发挥主要作用时，对应着投资的红利期，“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应强。而贸易转移效应的核心机制是当地产业成熟后替代中国出口，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当地生产的最终产品可能通过返销中国或抢占当地市场，直接替代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其产品也会销往全球，从而挤占全球市场份额。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程度提高，贸易转移效应会抵消甚至超过贸易创造效应，从而使得“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减弱。

　　“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明显下台阶。从历史数据来看，2020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0-2023年，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表现出较强韧性，对整体出口增速的拉动作用显著，多数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第二阶段是2024-2025年，尽管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增速贡献率明显提升，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外部需求走弱，“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下台阶”，拉动幅度整体回落至一个相对平稳但偏低的区间。

　　贸易拉动效应已经有所减弱。从FDI与出口的联动关系看，首先，随着时间推移，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累计同比增速的波动明显趋缓，幅度显著小于FDI累计同比增速，2025年之前出口累计同比与FDI累计同比的比值整体呈下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拉动效应已经有所减弱。其次，对“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同比（滞后8个月）的走势，对出口增速具有一定的领先指示意义。不过尽管FDI增速预示2026年出口增速有望回升，但2025年的表现偏离了这一规律，这可能与抢出口形成的高基数效应有关，后续或存在基数回调带来的补跌压力。

　　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同比存在类库存周期性变化。为平滑波动，我们先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半年滚动均值处理，由此得到的出口增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这本质上是全球产业链库存周期的映射，当海外需求回暖、企业补库存时，我国出口增速上行；当需求走弱、企业去库存时，出口增速随之回落，这与全球制造业PMI的周期节奏高度一致。从数据上看，一轮上升周期历时12个月，下行周期历时28个月，总周期历时40个月。本轮周期始于2023年10月，上行周期已历时23个月，截至到2025年下行周期12月已历时3个月。

　　“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生产能力将明显增强。对比两轮周期的核心拉动行业可以发现，行业动能已发生明显切换。上一轮周期出口增长主要由基础化工、钢铁、轻工制造等传统行业驱动，这些行业多为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其高增长与沿线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高度相关。本轮周期除交运设备外，传统拉动行业普遍转为拖累项，而电子、机械设备、交运设备等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行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这一变化本质是“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升级、本土产能逐步替代中低端进口的缩影。

　　本轮“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将明显增加。资本品与中间品比值下行，说明沿线国家更倾向于从我国进口中间品和原材料，用于满足自身生产和补库存需求，这是典型的“买原料”阶段。资本品与中间品比值回升，表明沿线国家正加大对我国资本品（如机械设备、工业装备等）的进口，用于本土产能建设和产业升级，进入了主动“建产能”的新阶段。从2022年开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资本品与中间品金额比值持续上行，目前已经创下2018年以来新高。这一结构变化，直观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将有所增强，后续随着其本土生产能力的提升，贸易替代效应将进一步强化。

　　基建与构筑（投资驱动期）以钢铁结构件、起重机、低压电导体等为主，这些商品直接服务于厂房框架、电力铁塔、园区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建”阶段的核心物资，反映了大规模投资启动的特征。产线部署（产能形成期）以注塑机、加工中心、数控车床、连续搬运设备等生产设备为代表，还包括检测仪器、工业轴承、模具等关键部件，体现了从“建厂房”到“装产线”的转变，是产能形成的核心支撑。投产运营（产出与维护期）以塑料板条、化工助剂、标签、精密钻头等消耗品和易损件为主，这些商品是生产线持续运转的“血液”，其出口占比提升，标志着当地产业已进入规模化生产与常态化维护阶段，也意味着贸易替代效应开始显现。

　　“一带一路”国家本轮正在进行产能部署。当国家数量较少时，“投资驱动-产能形成-产出与维护”的递进关系相对明显。我们以东盟十国为例来看，2020年前后，东盟十国的基建与构筑需求和产线部署需求几乎同步启动，随后快速进入投产运营阶段，即使在疫情期间，投产运营所需的损耗物资需求增速仍保持高位，体现出强劲的产业韧性。2022年后，我国对东盟出口中，产线部署类商品与投产运营类、基建构筑类商品的金额比值持续上升，表明当地正从“建厂房”向“装产线”加速转型。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进口需求差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出口变化与贸易伙伴国的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工业化进程，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存在结构性差异。而城市化率水平是衡量一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以30%、50%、60%和75%为门槛，将“一带一路”国家按照城市化率水平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4.5%、22.4%、16.4%、21.7%和26.3%。随着伙伴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需求结构将发生规律性演变。

　　对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的出口与其GDP之比（对我国的进口强度）相对稳定或趋势显著。通过计算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我们发现工业化初期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始终处于最高水平，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从2017年的约8%提升至2025年的近14%；工业化中期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在2020年后显著抬升，从约4%逐步攀升至2025年的8%以上；工业化后期与后工业化阶段国家进口强度整体保持在3%–6%的区间内，波动相对平缓；前工业化阶段国家进口强度维持在5%–7%的区间，整体平稳，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既然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具备一定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情景假设，以进行后续的模拟预测。乐观情景下，假设未来延续2023–2025年的年均增速。2025年出口增速表现较强，若新增出口具备较强粘性或有其他黑天鹅事件推动出口，则该情景下高增速有望持续。中观情景下，假设延续2022–2024年的年均增速。这一阶段属于近年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贸易战及疫情的扰动相对较弱，增速更能反映基本面驱动的趋势。悲观情景下，假设延续2021–2023年的年均增速。2021年为疫情后报复性复苏，出口大幅增长，与2025年的出口高增长存在一定相似性，后续库存消化需要时间，出口增速或出现阶段性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