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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文化以道德与规范为底层基因，使时代共性常凌驾于个人特性，许多现象因此被归因于特定的时代土壤。这种规训导向强调“入世”能力胜于“成为自我”，社会性也因此优先于个体处境。人们需要确认社会身份、成为集体叙事的一份子，以此证明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而演员是时代脸孔，是时代故事的载体。于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与生命经验”便成为东亚娱乐叙事的常见框架。成为某一时期的代表，发出时代的声音，跟随或引领时代的流行，就成了娱乐记事的惯性。

　　1931年之前的第一代导演多拍时代浪潮之外的民间影戏；1931—1949年的第二代导演共同书写国仇家恨；建国后的第三代导演强调阶级情感；第四代导演则讲述改革开放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故事。公众最熟悉的第五代导演，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科班体系培养的创作者，尽管风格不同，却普遍迷恋宏大叙事。到了世纪末的第六代导演，视角又回到经济发展期个体在洪流中的困境。正如潘天强在《中国电影的代际问题》中所言，自中国确立导演代际划分后，每一“代”不仅代表电影主流意识，也折射着这一时代的主流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