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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梳理作为一种都市娱乐方式的游乐场在上海的兴起与演变脉络。在这一脉络中，民国时期游戏场的出现与繁荣，标志着这种娱乐方式的成熟，且与上海在开埠之后迅速崛起为多元混杂的重要城市与全国娱乐中心密切相关。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开放性私园是游戏场的先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游戏场的出现加速了其衰落，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或者说，游戏场抓住了哪些受众和彼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哪些要素，从而迅速崛起?游戏场的空间设计如何契合这一盈利的旨趣? 各个游戏场所创设的消闲报纸，又是如何紧扣受众、塑造游戏场这一娱乐文化的? 这一娱乐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上海的日常娱乐生活，从 1860 年代开始繁荣。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量人口因避战祸而涌入租界居住，形成“华洋杂处”的状况，为租界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催生了娱乐的需求。到 1860 年代，在上海租界业已形成一个“以棋盘马路为通道”、贴近华人的公共娱乐区域， 包括烟馆、妓馆、茶楼、戏园等主要娱乐场所在内，华人主要的娱乐生活便在这些场所展开。及至 1880 年代中后期，开放性私园亦成为沪上受欢迎的娱游去处。这些开放性私园可能受到西人“公园”这一概念的启发，入园不收取游资或游资低廉，并且设置了许多演出活动与游艺设施。因此可以说，晚清的开放性私园已具备了民国游戏场的雏形。拿著名的张园来说，这座私家园林于1885 年向公众开放，其中的游艺活动与设施很是丰富，既有戏曲、影戏、燃放焰火等各色表演，亦有弹子房、抛球场、游艺车船等各种设施，还举办花会、赛珍会、博览会等各类展会活动。1893 年园内建成的安垲第大洋房又是宴请、集会、议事、演说的场地。

　　一般认为，最早的综合性游戏场是 1912 年由商人黄楚九与经润三在新新舞台顶层开设的屋顶花园“楼外楼”。“黄在其间布置电影、书场、滩簧、杂技、地方戏剧等等，集游艺节目于一处，日夜游客常满，非常热闹。”二人又于1915 年创办了“新世界”游戏场。随后，在1910 年代开设的游戏场还有天外天(1916 年) 、云外楼(1916 年) 、绣云天( 1917 年) 、大世界( 1917 年) 、小世界(1917 年) 、 先施乐园(1917 年) 、永安天韵楼(1918 年) 等处。

　　海上之有游戏场，自光复后始也，楼外楼树之先声，步其后尘者有天外天，绣云天，劝业场，大世界，先施乐园，永安天韵楼等处……夫海上未有游戏场之时，凡人之所资以娱乐者，不过茶寮、酒肆、梨园诸处。迨至游戏场，与社会上颇有如水就壑之势。其故何耶? 此无他，盖游戏场实能淹有众长也。是以剧场则有旧剧也，新剧也，男角也，坤角也，小京班也; 书场则有南词也，北曲也，大鼓也，滩簧也，宣卷也; 戏法则有中国的也，东洋的也; 影戏则有侦探片也，爱情片也; 游戏则有飞行船也，升高轮也，跑马场也，跑冰场也，秋千架也; 饮食则有中菜也，西餐也，日本料理也; 风景则有小蓬山也，小庐山也，大观楼也，四望台也。

　　就大世界而言，初创时“原是一座三层砖木结构建筑”。根据1917年的《大世界》报，此时的大世界，楼下设有女子文明新剧场、小京班剧场、影戏场、魔术台; 二楼设有杂耍台、评话弹词台; 屋顶亦设有影戏场; 花园内每晚燃放广东焰火; 此外还开设了餐厅。这些表演场地从下午二时始至夜半两点钟进行轮番演出。此后，大世界的表演与设施不断丰富。根据沈亮的研究，大世界从 1918 年到 1919 年进行了京剧场的扩建和新建; 又于1922 年新修了大量的地方戏剧场。1927 年，黄楚九着手开始对大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于1928 年初大致完工。此时的大世界，其主建筑为一座 “四层平屋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L形平面，屋顶上建了一座四层多柱形建筑物，最高处又加建水泥亭子。底层沿街的店面出租，底层内部为娱乐室、茶室及休息室等。二至四层均为各种娱乐 厅，内侧为一宽阔走廊，以钢筋混凝土楼梯联系南部场地。五层为平屋顶，夏天作为露天剧场”。可以说，从底层至屋顶，各个楼层诸多娱乐厅密集分列游戏场中。大世界最大程度地对这些空间加以利用，安排表演、安装游艺设施或是陈列物品。

　　根据邹依仁的研究，至 1910 年，上海的总人口近130 万，1915 年已超过 500 万。1910 年，公共租界内非上海籍贯的人口比重高达82% ，其中江苏移民约18 万，浙江移民近17 万。也就是说，上海汇聚了大量的异质性移民人口。大世界汇集了南词、北曲、大鼓、滩簧、宣卷等各地曲艺，这无疑迎合了各地移民的娱乐情趣。根据孟悦的统计，大世界的曲艺演出至少体现出包括北京、天津、苏州、扬州、绍兴、宁波、苏北、无锡、常州、扬州甚至日本、希腊、俄国、欧洲、美国等在内的地区身份。这也在极大程度上将寓居上海的各地移民都包纳进游戏场的目标顾客群中。

　　与此同时，游戏场抓住了庞大人口中的小市民阶层。根据 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愚园入门游资为每人1 角，即便张园入门不收取游资，但要至安恺第听书需每人6角，海天胜处听滩簧需二三角，有外国戏时，座价上等 3 角、中等 2 角、下等 1 角，这等于说在私园这一空间内 部进行娱乐的分层。对比来看，游戏场内的演出不再另外收费。只需购买一两角门票，便可以整日待在游戏场中观看表演，这无疑吸引了中低收入的人群。到 1930 年代，游戏场的入场券普遍为 1 角至 2 角，但是看一场电影要花去 1 角至 1 元多不等，可见游戏场价格的低廉。曾有游客在《大世界》报上刊登了他的“游艺时刻一览表”，从大世界开门到深夜一直沉浸其中，朋友甚至可以根据 演出时间去特定的剧场找到他。这不免夸张，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一两角入场券的“性价比”。

　　游戏场报是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中比较特别的一类，由各个游戏场创办，不仅供游戏场内购阅，也在游戏场外发行。例如新世界有《新世界》报，大世界有《大世界》报，永安天韵楼有《天韵》 报，先施乐园有《先施乐园》报等。这些小报，自然担负起为游戏场鼓吹广告的作用。内容主要刊载游戏场之游艺项目及其时间地点，供入场游览者参考; 其余多是供人消遣的文字，包括电影说明书、笔记趣闻、连载小说、剧评、社会论说等。以《大世界》报为例，这份报纸于 1917 年 7 月 1 日由黄楚九创办。报社主任孙玉声，总编刘山农(天台山农) ，图画主任阙十原。每日出刊，分设 4 版。创刊初期，第 1 版是“大世界俱乐部一览表”，刊载大世界各游艺地点的娱乐项目时间表。第 4 版登国内外来沪剧团、影戏广告等与兑奖券号码。二三版则是小说、笔记、剧评、社论等消闲文字。

　　根据叶文心的研究，“小家庭”这一新的社会观念，是与一种新的工作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 “都市男性以成为办公室和商贸行业的雇员为尚，都市女性则被转变为家庭的管理者和家庭幸福的守护者。因此，民国上海出现的消费文化，以一种新秩序的普遍接受为基础。这种新秩序勾连了男女性别差异和公私空间划分、家庭工作划分的这一现代观念”。那么，《大世界》报以“小家庭”的形式“再现”大世界中的娱游者，内里或多或少隐含着一种指涉: 这些游客中的男性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女性则在家中操持家务。他们在下班晚餐后或是休息日，便可至游戏场游玩，为第二天的工作或繁重的家务放松身心。若是有一点家庭积蓄，便可存入黄楚九创办的日夜银行，或投资大世界的交易所。可见，《大世界》报所“再现”的家庭幸福、工作勤勉、到游戏场寻求娱乐的人，恰恰符合大世界对其受众社会阶层与其生活方式的期待与想象。

　　为此，娱游必须与日常生活和工作保持距离，必须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变得麻木的精神生活带来刺激; 游戏场作为专门化的娱游场所，亦应该与日常生活或是工作的场景分开，成为一种都市 “异托邦”( heterotopia)———它在城市中确然存在又与日常生活的空间分隔，两者之间的关系则遵循一种权力的秩序安排。游戏场的存在向理想的家庭允诺了一个欢愉与嬉游的世界，让人们可以从疲惫的工作与繁琐的家庭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从游戏场离开时可以重新获得投入工作的精力; 而且，凭借无数家庭娱乐与工作的持续进行，最终可以维持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游戏场越是要维持这一功能，它与日常生活与工作世界的界线就越是要清楚。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世界致力凸显“新奇”的元素，营造一个看上去变形的、不“真实”的世界。这便是游戏场这一娱乐文化的第三个特点。

　　除了曲艺之外，大世界的各色展览，都强调展出的人、事、物的新奇。《申报》上有这样的广告: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奇物之多，莫甚于大世界”，接着便列举了大世界的“十二大稀奇”: 小头男女做夫妻、狮头猴身怪东西、一脸长毛野少年……以及各种“异兽”。除此，大世界还展出一些新奇的 设备，例如，从荷兰进口的哈哈镜，以及“中国最早的 X 光室，就在二楼展出，一个美女真正脱衣，脱到成为骷髅为止，可以说是最早的脱衣舞”。还有如从美国运来的亚尔斯摩皮汽车。而大世界经 理也着意四处寻觅这些奇珍异物，例如 1927 年在大世界陈列的“大驼龟”，原是由某外国商船来沪 途中所捕获，大世界经理得悉后，即派人与龟之主人接洽，以重金购得。

　　与游戏场中的“奇”景相映成趣的，是呈现在《大世界》报端的一个颇具奇趣性的世界，这主要体现在《大世界》报的“十洲世界”这一栏目中。它将其他国家与区域的各类地理、风俗、趣闻、名人轶事、格言，乃至政治内幕等等，编辑为趣味性的知识。这里仅列举一些篇目: 汽船之创始、世界最长之电话、飞机上机关枪之练习新法、世界最深之海、林肯逸事等。应该说，大世界与《大世界》 报，共同形塑了以奇趣乃至奇异元素为核心的游戏场娱乐文化。

　　游戏场与游戏场报，共同构成、制造了一种异质的、驳杂的、新奇的、抽离出日常生活的都市娱乐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新奇”为核心要素的上海都市娱乐文化早在晚清便已出现，这与在开埠之后，上海迅速崛起为现代的、华洋杂处、“中西”相遇的城市有关; 反过来，这一都市娱乐文化也塑造了对上海城市以及全球或世界的想象图景。到了民国游戏场中，“奇观”作为都市娱乐文化又发生了变形; 相应地，上海城市与全球想象图景亦在变化之中。

　　对于晚清上海来说，诸多西方事物是以“奇观”的面目进入人们视野的。马路、自来火、电灯、电车、电话……种种现代化器物自开埠之后在上海涌现，直观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自来火，“夜市燃灯”直接改变了上海的都市景观，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印象。而自来火初入上海时，时人抱着惊叹甚至疑惑、恐惧的心态，称之为“地火”，害怕被灼伤。这不仅仅是对自来火这一新事物的观感， 也折射出对西方、对现代的想象，以及上海作为一座崛起中的“东西”交会的场域的特殊性。

　　“奇观”作为游乐场的重要构成部分亦有其历史。晚清开放性私园和民国时期的游戏场都致力于罗致展示“奇观”作为一种招徕游客的方式。例如，张园很早便引入了电灯( 1886) 、照相术 ( 1888) ，并设有“电气屋，陆续安装电灯、电灶、电扇、电铃等时髦的电气设施。最具魅力的是电叫子，一按即闻狮吼，声震屋宇，游人趋之若鹜”。除此还有电光影戏、气球升空表演、化装舞会、赛珍会等新颖的娱乐活动。对于晚清民初的张园来说，一系列现代化的事物就是奇观。张园奇观塑造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共同感知与体验，张园娱游活动的“新奇”形成了以视觉奇观为中心的公共文化。与此同时，视觉奇观也是观看、了解、读取张园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种常见框架。应该说，正是由于“奇观”本身即现实生活，“奇观”以及展示奇观的晚清开放性私园由此能够切入近代中国的政 治、社会与文化改革进程。

　　孟悦在其专著《上海与帝国边缘》中分别讨论了张园、大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她看来，张园处处体现出对西方现代性的寻求，亦能够成为表达异见的边地; 而大世界是对世界博览会的转译，是模糊了边界与等级的各层次(从世界性的到区域性的) 共同体的杂陈; 异质性的人群来到游戏场，是为了体验极具差异性的世界与城市。叶凯蒂( Catherine Yeh) 亦指出，游戏场与游戏场小报的概念都是“隔绝世界”，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常规; 而“小报以嬉戏和不具威胁的方式暂时停止了现实中掌控社会和世界的权力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世界”的一种嬉戏式的感知与想象。综合这两位研究者的看法，如果说晚清开放性私园中呈现出一种以现代化与文明程度为标准的中西等级序阶; 那么这一序阶，在民国时期的游戏场及其报纸中，则被消解或者说暂时悬置了。

　　《大世界》及其他一些游戏场小报，一直以来或提倡实业、或为上海工商业发声，自1919 年日货、倡导国货以及黄金输入危机始，大世界便积极号召( 包括在游戏场内) 使用国货，《大世界》报也刊登了不少站在民族国家立场的论说。有趣的是，这些论说甚至号召女性“勿多购金饰”，去戒奢靡，“由一人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国”，要帮助男子“共救此贫弱之国而独不恤财源外溢”。1920 年，由黄楚九经理的大昌烟公司还在大世界举办了“群婴大会”，召集家长携其婴孩至大世界，比赛谁家的孩童最可爱。《大世界》报记录了这次活动，并祝“今日为婉变之童子，精神焕发，他年成伟大之国民”。实际上，这一活动旨在宣传大昌公司的婴孩牌香烟，由此将香烟产品、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

　　一方面，这些活动与论说仍然直接针对“小家庭”而发起。不仅是游戏场，甚至黄楚九经营的其他实业———包括医药、烟草、浴室等，同样将中下层的小家庭成员当作主要的目标消费者; 另一方面，游戏场及其媒介话语又将家庭视为国家的基石，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发表议论，背后实则符合上海工商业的利益。无论是去游戏场娱乐，还是购买婴孩牌香烟，消费与一个“幸福家庭”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由一家而一国”，推而广之，消费又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游戏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商业，与国民、家庭乃至国家紧密捆绑、一体相连，它们又都受到来自“世界”的威胁。由此可 见，游戏场对于世界的想象又与上海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迅速崛起为工商业与金融业中心的现实 与城市认同暗自相关。

　　总而言之，游戏场并不是一味消解或颠覆现实世界的权力关系，亦常常凸显它、强调它，从而在 强调奇趣的“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当中制造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背后所体现的是游戏场借以吸引游客以求盈利的方式———即通过新奇的视听感受与娱乐体验来缓解现实焦虑———与游戏场本身以及与游戏场相关的工商业作为一种嵌入在全球—国家—城市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民族产业， 这两重现实之间的紧张。而都市上海则处在这种张力的交织地带。一方面，自开埠始，都市上海本身便是异质性的、展示“奇观”的地方，游戏场是其中的典型场所; 另一方面，上海不仅是实业与金融业崛起繁荣的重要城市，这座“中西”混杂的城市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又是易于引发焦虑的存在。

　　综上所述，游戏场并不是纯粹的仅资娱乐的场所，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本文回顾了 1910 年代从游戏场的雏形即晚清上海的开放性私园，向综合性游戏场的过渡。后者的出现与上海正成为一个愈益多元混杂的移民城市有关。民国时期的游戏场紧紧抓住上海异 质性人口中的小市民阶层为其主要受众，并且通过游戏场的空间安排与媒介再现，将游戏场塑造成一种都市娱乐文化: 游戏场汇集了多元、新奇的视听娱乐与体验项目，是小家庭娱乐的绝好去处，并且能够让游客从繁杂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离、放松身心，以便重新投入其中。游戏场作为一 种都市娱乐文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有很强的受众针对性，遵循游戏场作为一种生意的盈利旨趣。

　　以民国游戏场为立足点而想象的全球图景，一方面是驳杂、新奇、变形的。具体而言，游戏场通过罗致陈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奇物异兽，从而塑造多元奇趣的、与日常生活拉开差距的“世界” 感，这跟晚清开放性私园中与日常生活同步交织的“奇观”不同。用叶凯蒂的话说，民国游戏场暂时 搁置了现实世界秩序，用一种嬉戏的方式来想象它。另一方面，作为深深嵌入到现实世界秩序当中、嵌入到政治经济结构当中的游戏场( 民族娱乐业) ，又常常在实体空间与报端强调民族国家与民族工商业的利益，认为它们都面临来自世界的威胁。这两种对全球图景的想象，折射出上海迅速崛 起为全国工商业与金融业重镇，以及多元混杂的世界性都市的现实; 还有“中西”相遇所带来的世界 主义文化与焦虑心态。

　　及至改革开放，“大世界”游乐场恢复开放。20 世纪 90 年代，“重现 30 年代上海岁月”的海上旧景与“展示巴黎街头的浪漫和罗马古堡的幽深”的欧陆风情景观在大世界并置，此时，旧上海或者说过去那个“资本主义”“中西”混杂的上海，已成为对“世界”记忆的一部分重新被唤起。而大世界的“基尼斯世界纪录”系列活动，与民国时期大世界致力于收集奇珍异这一做法遥相呼应，在体现出上海在改革浪潮中对“世界”的怀旧式憧憬与迷惑。这再次印证了城市游乐场并非仅仅是提供娱乐的场所，也承载着对全球图景的想象与城市本身在其中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