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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记者，源于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十四、十五世纪由于文艺复兴思想萌芽，整个欧洲社会发生变化，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及欧洲其他各大城市的贵族、商业领袖，及有财势的社会人士，急于探知和掌握世界各地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的政商资讯。16世纪时，威尼斯成为欧洲的交通与商业中心，一些精明的威尼斯人专门采集有关政治事件、物价行情、船舶启航等方面的信息，整理后公开售卖，手抄报由此诞生并在欧洲风靡一时，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法兰克福、马德里、里斯本、伦敦等地均有手抄报发行。1566年在意大利出版的单张《威尼斯公报》每份售价为一枚威尼斯硬币“格塞塔”（Gazetta），后来，“格塞塔”就成为西欧“报纸”的同义词。那些以搜集和售卖新闻为生的人被后世称之为“报告记者”“手写新闻记者”或“报纸记者”，这也是现代记者的前身，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者。手抄报兴起初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记者和编辑、出版人之间并无明确分工。

　　17世纪，英国经济加速发展，中产阶级崛起，新闻在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彼时的新闻记者，其实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随着英文报纸《科兰特》的出现，记者的工作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所承担。直到19世纪，随着美国商业报刊、通讯社产生以及大众报业崛起，新闻事业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日渐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此时，记者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记者”，则源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彼时日本新闻界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十余年后，中国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随后为国人所知。当时，外交家黄遵宪花费8年时间完成的《日本国志》一书以及《清议报》《申报》等国内报刊，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其中，专职的“记者”一词首见于1905年《申报》的观点在行业内广泛流传，但学术界对此观点存在不同的声音。

　　生于1886年的邵飘萍是中国早期记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10月，他在担任《申报》记者和创办新闻编译社的基础上，在北京创立《京报》。在《京报》编辑部，邵飘萍挂出了自己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条幅，勉励同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为五四运动呐喊助力。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一连数月在《京报》上报道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在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了中国。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随即大肆抓捕革命志士，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遭到诱捕，4月26日凌晨，在北京英勇就义。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年轻的新闻记者成长起来，肩负起责任与使命，以笔作武器，继续投身于战争的烽火之中。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他向夏衍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组织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经胡愈之、夏衍、羊枣等的酝酿，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并推举优秀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负责筹备工作。

　　1937年11月4日下午，范长江、羊枣、夏衍等人在一起协商，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11月8日，上海硝烟弥漫，在山西南路200号南京饭店，15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隆隆炮声中庄严地宣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正式成立。1938年3月15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更名“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组织中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们活跃在抗日战争最前线，被誉为“手无寸铁的百万兵”，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

　　埃德加·斯诺身为一名记者不仅爱好和平、主持正义，还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期间采访过、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的经典著作《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至今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本书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引起极大轰动，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吸引大批被中国革命精神所感召的中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

　　1924年，刘煜生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该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因此在社会上广受欢迎。1929年春，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成为省会报纸，地位和影响也随之上升。在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令各县设立毒品缉查所从中抽税，刘煜生对此公开批评，因而为顾祝同所忌恨。彼时，《江声日报》的副刊《铁犁》经常刊登一些不满当局的文艺作品，顾祝同便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反动”文字，断章取义后以“宣传共产”的罪名于1933年1月21日将刘煜生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