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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入选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正奖及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正奖及提名奖）等。在清华开设的《中西文化关系史》获评清华大学、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课程，《大唐兴衰》获评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张骞自幼有建功立业之志，奉命出使时年约25岁。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行进不久就被匈奴俘虏，但匈奴因不知其使命，并未杀他，而是将其长期囚禁。张骞虽久困匈奴，在当地娶妻生子，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使任务，11年后终于觅得机会，逃离匈奴并顺利找到了大月氏。大月氏人在西方又名吐火罗人（敦煌二字原本出于此），属印欧人分支。张骞寻得大月氏时，其领地大夏（巴克特里亚）水草丰美、土地平整、宜耕宜牧、宜居宜业，大月氏已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因此未完成使命，只得从羌中返，途中再次被匈奴拘捕囚禁。一年后匈奴单于去世，张骞趁机再度逃脱，终于在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首次出使前后历时13年，可谓艰苦卓绝。公元前119年，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当时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河套之战、河西之战、漠南漠北之战已经结束，因此张骞二度出使的目的是作为友好使者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二度出使，张骞主要驻守在伊犁河谷的乌孙，派出众多使节分头向西。公元前115年，张骞归汉，不久去世，此时其使命仍未全部完成。但当时乌孙等遥远的国家都派使节来到长安，西域诸国“重译来朝”，得到了西汉王朝的重视。

　　从史学史角度来看，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古代正史书写，属于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书写，它不仅包含历代王朝的重要人物、各个方面的制度，也包括对外国历史的记录。相较而言，希腊希罗多德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他所记录的希波战争，其中具体记载最远之地止步于波斯、埃及以及地中海东部。从时间上来说，司马迁虽晚于希罗多德数百年，但其《史记》所记述的地理事迹已远迈祁连山，涉及当时的安息等国，《史记》所开启的中国正史记载，后来一路向西直至大秦（罗马）。张骞跨过祁连山的“凿空”西域之旅，加之其后继者的努力，让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得以更多了解到以往认知以外的世界。

　　与山丹马场有历史联系的霍去病，堪称西汉传奇名将。虽然24岁即英年早逝，但是霍去病在短暂的军事生涯中仍创下了惊人的战绩。霍去病作战雷厉风行，在对抗匈奴的大小战斗中表现出色。作为西汉重要将领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从小就对马匹乃至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匈奴骑兵强大，强盛时不下数十万人，但是由于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限制，匈奴虽然家家为兵，但平时各部并不聚在一起，所以每次与汉朝交战之前的集兵过程，需要较长时间，这就给了擅长骑兵奔袭的霍去病展示其卓越军事才能的机会。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爆发，霍去病率领汉朝骑兵神出鬼没，打得匈奴措手不及。此战之胜，让西汉王朝得以控制河西走廊，由此西域交通打开，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启。

　　张骞贯通东西、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后，西汉在这里开始屯田，发展农业。一般来说，农业生产需要年平均降雨量400毫米以上，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当时甘肃武威、张掖一带的年平均降雨量连达到200毫米都十分勉强，所以西汉在河西走廊发展农业，还需要来自祁连山的雪水。中国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知名者不少，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等，为了满足当地农业种植的灌溉所需，西汉部署人力开凿了张掖的千金渠，这是中国内地较早的一个大型渠，它为古代张掖成为塞上江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从东到西实行的是分段“传递式”销售：东段从长安到敦煌主要是商品“出去”的过程；西域所在的中段，虽然当地人口较少，但是属于商品运输的必经之路；西段沿途国家则主要是消费方。因此古代丝绸之路的货品贸易状态，是由东向西一段段地传递，并非是自东向西一站式的直通。在货品自东向西一段段传递过程中，商人会不断进行交易——在哪里先能被卖上高价，就会先在哪里被卖出，然后商人们就拿着钱继续下一笔生意——通过如此不断地交易，实现货品向西传递。

　　其中最重要的货品就是丝绸。丝绸在中国具有悠长的发展历程，可以溯源至传说中的黄帝妻子嫘祖。《大唐西域记》记载了蚕种西传的故事，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于阗发现了记述这个故事的壁画，壁画描绘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于阗王，于阗那时穿粗布衣服没有丝绸，便请求公主将蚕种带过去，于是公主把蚕种放到帽子里逃避出关检查，最终将蚕种带到于阗，此后当地开始养蚕做丝。丝绸制作技术不断西传，后来波斯、罗马也学会做丝绸。不过在古代，中国始终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丝绸供应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中原战乱，不少知识分子到此地避难，河西走廊成为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区域。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陈寅恪先生强调的是中原文明在这里能够保存，对中国文明发展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河西走廊是古代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是东西交流的通道，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相汇，所以河西走廊对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具有孕育、消化、吸收的作用，这对于丰富中国古代文化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公元609年，隋炀帝从长安出发西征，到达青海附近的吐谷浑，与敌交战并获胜，史称“覆袁川之战”。此战结束后，隋炀帝决定翻越祁连山前往河西走廊。隋炀帝一行经过大斗拔谷（今扁都口）时，山路隘险，风雪晦暝，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以及许多随行的宫人、士卒相继冻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河西走廊重镇张掖。当时驻守武威郡的隋朝官员樊子盖，组织武威、张掖人员在道左（古丝路道，峡口西侧）“佩金玉、穿锦屐”，焚香奏乐，歌舞噪喧，夹道欢迎隋炀帝。隋炀帝又在“观风行殿”（行宫）盛陈文物布展，让西域诸王及使者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