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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来，国内外的学术界在谈及到世界近代报纸印刷的问题时，都众口一词地认为17世纪初的德国是最早印刷报纸的，并赋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宋代尤其南宋报纸以及当时印刷情况的话，如果我们尊重客观事实的话，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够与时俱进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乃至应该被纠正过来的：宋代尤其南宋报纸出版活动雄辩地证明，中国不仅是印刷术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最早印刷报刊的国家。

　　由于能大量复制信息和快速传递信息，印刷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20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博士在其研究报告中对印刷术和印刷机对西欧社会的变革作了高度的评估，她说：“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①而报纸印刷，则处在这种印刷术的上端，对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社会变革的作用自然不在话下。

　　近百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印刷报纸一直有众多的评述，但是对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几乎没有被承认，尽管中国的印刷术的故乡。比如《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这是一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著作，它在叙述印刷术的发展进程中，提到了中国人的杰出贡献，但是却没有提到中国人与印刷报纸的关系：“王圿（Wang Chieh）印刷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最古老的书，它是在公元868年用木刻版印刷出来的。大块的木刻版可以加以雕刻，这样一张纸在双面印刷后可以被折成32开书本大小的纸页。冯道（Feng Tao）在公元932年至953年间印刷了孔子的经典著作。在大约1045年时，工匠毕昇（Pi Sheng）受到启发而发明了一套泥活字——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陶制‘活字’。这种方法后来也在波斯和埃及得到应用。雕版印刷术由马可?波罗（Maoco Polo）于1295年从中国返回后介绍到欧洲，并从14世纪和15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种印刷术的最著名应用是出版了配有插图的书籍。”②国际上对中国人与印刷报纸关系作最直接的论述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曾这样断言过：“印刷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印刷的文献，即仅为印刷而设计并且仅能通过印刷得到的文献，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见于西方。”③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世界上影响巨大，不论与新闻学有关还是与新闻学无关的论著，经常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这个观点来论证自己观点。

　　“能够规模化地复制文字的技术，最早出现于中国，即6世纪的雕版印刷术，这种对工艺要求过于专业化的发明，可以适应宗教教义的传播，但难以在时效上适应线世纪，中国人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对于规模化的信息传播，其重要意义大于雕版印刷术。但是，由于缺乏社会需要，以及原材料无法适用于笔画繁多的汉字等原因，中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将其用于新闻传播。在15世纪中叶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重新发明出金属活字印刷术，欧洲印刷新闻纸流行之后，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才将活字印刷用于邸报。”⑤

　　宋代的印刷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官方、民间印书印经习以为常，如宋初国子监刻经史、成都刻《大藏经》都有十多万板。进行如此浩大的印刷工程，没有广泛普遍的印刷条件和高明的印刷术，是难以想象的。到南宋时，杭州至少是国内的雕版印刷中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都从事雕版印刷。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在杭州国子监，开始刻雕经史，因质量最好，时称“监本”。此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有关中央部门也都刻雕书籍。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学校、书院、寺院也大量刻书，刻本很多，有茶盐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公私库本、军营本、郡庠本、郡斋本、郡府学本、县斋本、书院本、学舍本、祠堂本等等。

　　南宋杭州是国内雕版印刷的中心，还体现在私家刻书的十分流行。私家刻书起源于五代，勃兴于宋代，南宋时尤为盛行，杭州在全国又是名列前茅。当时的私人书坊一般都有自己的写工、刻工、印工，比如杭州会子库的工人每天就有204人。私人书坊印刷范围很广，书籍、会子、历书等印刷品都在其业务范围之内。私人书坊不仅承接官刻书，也把雕版印卖的重点扩大到市民阶层。杭州城中私人刊书出售的书铺的情况在许多书中有反映，如《文选五臣注》卷末附刊记载：“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⑩如宋刊本《寒山诗》末附刊记：“杭州钱塘门里车轿南大街郭宅经铺印行”；11如《抱朴子》卷末刊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12等等。总之，杭州雕版数量之多，技艺之高，印本流传范围之广，有些方面甚至以后明清两代也难以赶上。13

　　南宋时期，中国的印刷工艺进一步改进，比如出现锡合金铸成的金属活字。在杭州，活字印刷技术也在长足地发展着，比如“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这是南宋周必大在《周益国文忠公集》第198卷的《程元成给事》中对活字印刷术的记载，这表明，北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至迟已经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公元1174-1194年）有实际的应用，15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印行的《玉堂杂记》就是一个例子。南宋时期杭州的印书成就，某些方面就是以后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北宋的开封，文献上已经有了“小报”为了谋利印刷上市的记载了。据《宋会要辑稿》载，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使张戬奏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迄下开封府严行根捉意、雕、卖之人行遣。”16在这条记载中，“印卖都市”及“小报”经营者的“意、雕、卖”的分工，都表明11世纪时候（至迟1066年）中国已经开始雕版印刷“小报”了。中国印刷报纸早于西方几个世纪，这是白纸黑字的事实。

　　先来说“小报”的印刷。在南宋杭州，不仅印刷的店铺很多，而且印刷的内容也很广。1193年6月19日，有官员上奏：“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仍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18这里，“传播街市”虽然不是“小报”，但表明当时“书坊刊行”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小报”当然更不会例外。因为北宋开封的“小报”刚冒头、需求量还不算大、印刷技术尚欠先进的情况下就已经雕刻、印刷了，那么南宋杭州“小报”风行各地、需求量日增、印刷技术也更发达了，印刷发行就更是理所应当了。

　　“小报”登载的内容，主要是由进奏院泄露出来的邸报没有登载的事，如“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川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19这表明，南宋临安“小报”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又有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小报”这样的内容，是否有制版保存的必要？如果要保存，日益增多的制版又如何和何地去保存？须知，所谓的雕版，是用梨木或枣木制版，在版上刻反字，这对制版的木料和刻字的工匠的要求很高，雕版刻成后，目的也是保存以备今后多次反复地付印。另外，“小报”的出版周期较短而且日益缩短，尤其是南宋的“小报”已经每日出版发行了，20越来越短的出版周期，使得制版木料的来源和制版的时间都会有困难。但是，如果采用活字印刷则较为方便和合适，也较为经济（这是以谋利为主的”小报”必须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当然，这仍是推测，还需要人们继续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以获得有力的证据。

　　相比之下，16世纪的威尼斯和欧洲其它一些发达城市的“小报”还是“手抄”的，比如“威尼斯位于地中海北岸，早在10世纪末就是个富庶的商业共和国，也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15世纪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这里萌芽，造船、纺织、玻璃等行业相当发工艺进一步改进这里的手工业主、商人、航海界人士十分关心商品的销路、各地的物价、来往的船期，于是有人专门打听这些消息，抄写后出售。后来，需要相同消息的人多了，他们就抄写多份，谁需要就卖给谁，这就是手抄小报，威尼斯的手抄小报已相当兴盛。据记载，1536年威尼斯已有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1563年同土耳其发生战争期间，威尼斯政府也曾发行手写的小报。1566年这里又出现定名的小报，叫做‘手抄新闻’（Notizie Scritte）。”21这段表述十分有代表性，它表明，威尼斯等欧洲城市在17世纪以前，其新闻传播活动的规模仍然不大，其传播对象仍然是某些特定阶层而不是社会广大公众。中世纪后期，中国的印刷术逐渐地传到欧洲，才有印刷术的实际使用，包括一些不定期和定期的新闻印刷品，具体地说，到16世纪后期，欧洲才有单页的新闻性印刷品问世，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有定期的印刷品出现，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印刷的报刊是1609年在德国出版的《通告－报道或新闻报》周刊，只有一页，一则新闻。

　　分析“朝报”的内容与分析“小报”的内容同样有益。“朝报”的内容较广，凡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都令播告四方。22这些内容，大多数当为当时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的还是社会新闻），为人们所感兴趣和重视，有的读书人还靠这些内容来在政府部门找到职位或岗位。很明显，南宋的报纸除了提供官方消息之外，还承担着传播“新闻”的重要作用。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各机关已有许多命令、条贯，是用雕版印刷发布各地的，这方面的记载不少。进奏院发布的“朝报”，也承受传播中央各机关部分条令（尤其是那些章奏疏表）的任务。据记载，尚在北宋初期的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皇帝下诏批评进奏院有“有漏印漏押”的现象。23北宋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107年），都水监、司农寺、刑部、大理寺、左右司等要求进奏院对他们的文件，“摹印颁降”给全国各个地区和部门，为此还给“给钱一千贯充镂板纸墨之费”。24

　　还有，在南宋杭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都有专门的印刷部门并有专门的经费开支。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中央机关已经有印刷政府条令的记录了：“正月二十八日刑部大理寺言，臣僚章疏议论边计及事理要害，不许滕报合厘。为在京法应赏功罚罪每月下六曹取索择其可以惩勘事上省。进奏院承受镂板颁降诸路州军马监司及在京官司从之，以臣僚劄子乞下祖宗法应赏功罚罪事可为劝惩者，令左右司下六曹取索镂板颁降有旨送刑部看详，故有是命。四月四日左右司言进奏官颁降赏功。罚罪乞量行支镂板工墨钱本司约度，欲每季支钱一百贯五钞纸五千张，临时以字数多寡置历支使如不足即贴之，仍限次季申比部駈磨从之。”25

　　既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都有专门的印刷部门，那么整天与文字信息打交道的进奏院是不是也有理由拥有印刷部门？既然中央政府的条令可以印刷，上谕、诏令、章奏是不是也会印刷？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以后，官报改由进奏院统一发布，统一发布的官报在内容上自然也是统一的。发往各地同一内容的官报，最简便的出版和发行方式就是印刷了。261071年，文献上有了这样的记载：“五月十八日诏自今朝省及都水监、司农寺等处，凡下条贯并令进奏院摹印颁降诸路，仍每年给钱一千贯，充镂板纸墨之费。”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