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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13—14世纪，经黎凡特地区的欧亚商贸路线中断后，黑海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随着拜占庭帝国势力的衰颓，帝国在黑海地区政治统治趋于瓦解。来自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开始活跃于黑海区域，并在沿岸各地陆续建立起卡法等商业据点。依托着所谓“蒙古和平”的大趋势，商人们开拓了向东方的新贸易路线，促使黑海港口逐渐成为远程贸易与地区间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这一时期黑海贸易的繁荣与东西方商贸路线的北移，印证了前现代时期世界性市场存在与发展，展现了亚欧大陆频繁而深刻的跨区域互动关系。

　　就中世纪黑海地区而言，西方学界的史学研究成果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这与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之下学者们对新史料所展开的批判性整理和解读不无关联。由海德（W. Heyd）所撰写的涉及东西方贸易的全景式研究著述关注热那亚（Genoa）、威尼斯（Venice），以及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330—1453）等各方势力在黑海等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博弈，开启了从法律、制度、金融等领域探索黑海经济史的先河。进入20世纪后，中世纪意大利（Italy）外交、行政文件及公证文书（notarial document）等史料的出版推动了相关经济史研究的勃兴。它们进一步还原了意大利商人在黑海等地区的活动区域与经营对象。作为率先编译、整理公证文书的学者之一，布拉蒂亚努（G. Brătianu）使用“资本主义”史观等现代视角和方法，对这一时期意大利商人在黑海地区进行行政管理、商贸往来的史实展开评述。在此基础上，从事中世纪意大利海外贸易研究的巴拉德（M. Balard）发表多篇著述，详尽讨论了热那亚海外贸易的时代背景、商业据点的运作和管理、贸易的机制与结构，以及移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从意大利“殖民”视角出发的一类著述常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这些作品往往过于强调意大利商人在进行商品交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构建新兴的世界性贸易网络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而所谓的“欠发达地区”只是作为对西方刺激的一种被动回应而存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黑海贸易，通常仅仅被认定为是地中海贸易的延伸，黑海地区扮演的也只是东亚、南亚与欧洲之间的被动中介者角色。有的著作甚至难以逃离现代殖民主义范式，成为意识形态浓厚的学术话语的一部分。

　　在发掘拉丁欧洲史料的同时，一些学者也试图从多语言的史料之中搜集有效信息，从多方视角重构欧亚大陆交流的图景。虽然东西方史料就内容与数量而言具有不对等性，量化这一时期黑海地区远距离贸易、区域贸易规模的工作可能难以实现，但是相关的税收政策、交通状况等记载，仍有利于对商贸活动的方式、结构甚至繁荣程度进行初步评估。值得肯定的是，随着区域史、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东方族群在商品交换和贸易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狄宇宙（N. Di Cosmo）强调了蒙古统治者所扮演的贸易保护者、推动者的关键性角色，指出蒙古帝国的存在对于维持西方商人生存和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是地中海市场与欧亚大陆相连接的商业、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

　　自移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始，拜占庭帝国将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定居点纳入统辖范围之内，沿岸居民直接接受帝国的政治统治，承袭着希腊（Greece）文化传统。早在希腊人殖民时，土地肥沃的黑海地区就曾为爱琴海（Aegean Sea）海域诸城邦供应了大批粮食作物。至帝国统治时期，黑海更是被拜占庭人视作“内湖”，是为君士坦丁堡、小亚（Asia Minor）等地区供给谷物、盐和鱼类的“粮仓”。数百年来，拜占庭统治者一面同据守内陆的哈扎尔人（Khazars，另译作可萨人）、罗斯人（Rus）、保加尔人（Bulgars）和突厥人（Turks）等建立的政治实体维持着经贸往来，一面扼守着黑海与地中海相连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与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垄断了周边各港口的海上商业活动。

　　然而自11世纪起，拜占庭帝国虽名义上占据着东地中海周边广袤疆域，但统治已岌岌可危：西方的诺曼人（Normans）攻占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岛（Sicily），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在洗劫巴格达（Baghdad）后迅速占领了小亚地区，北方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对色雷斯（Thrace）、马其顿（Macedonia）等地的侵扰日益加剧。总体上讲，帝国的疆域不断遭到侵蚀，政治、经济状况呈现下滑趋势，作为重要农产品、手工原料产地和连接东西方交通要冲的黑海，也逐渐成为地中海地区新兴势力争夺的对象。随着西欧地区城市的兴起，手工业、商业的进步，特别是航运业的发展，以意大利诸城市为代表的欧洲商人群体陆续走向海上扩张的道路，并成为激发黑海贸易勃兴的重要力量。

　　为扩大同东地中海地区的商贸往来，意大利商人首先借由外交协商的途径，不断攫取在帝国境内开展直接贸易的权利。在11世纪前，威尼斯、比萨（Pisa）、热那亚以及来自世界的商船虽能凭借为君士坦丁堡转运货物之名驶入黑海海域，但是在帝国严密的管控之下，贸易规模相对有限。此时的地中海与黑海仍隶属两个不同的商业区，商人们若想经君士坦丁堡等地购置东方商品，仍需通过帝国设立的“中间商”，其中既包括拜占庭商人也包括帝国官员。但到1082年，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I，1081—1118年在位）皇帝开始授予威尼斯人进出君士坦丁堡等贸易港口的权利，后者得以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等地区之间搭建起贸易据点和网络，享受部分或全部免税的特权。热那亚人最早获得类似权利是在1155年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时期。随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Fourth Crusade，1202—1204）的进行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威尼斯人又借机进一步获取进出黑海海域的权利，到13世纪中叶时，他们已掌握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实际控制，对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水陆路线、资源条件的了解逐渐加深。

　　面对日益衰颓的政治态势，此时的拜占庭统治者只能将黑海作为同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商业共和国谈判的筹码，通过继续出卖黑海沿岸的商贸权益以换取政治安全，这也成了一些意大利商人不断扩大黑海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尼西亚（Nicaea）皇帝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1261—1282年在位）即位后，渴望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以恢复帝国的统治，同时力求寻找到一支足以匹敌久据于此的威尼斯人的海上力量以作支撑。1258年，热那亚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爆发贸易争端，前者的落败导致其在阿克城（Acre）的经营活动被迫中断，这使得他们也亟须开辟一块新的市场。冒着被逐出教会的风险，热那亚人开始寻求与米哈伊尔八世结盟，双方于1261年3月签署尼姆菲翁（Nymphaion）协约，协约对热那亚人的义务做出了如下规定：1. 皇帝和热那亚签署永久联盟，以同威尼斯作战为目标；2. 热那亚提供一支由50艘船组成的舰队，由皇帝领导，舰队听从皇帝的指令出征，并由皇帝出资提供装备；3. 热那亚承诺向拜占庭人出口武器和马匹；不向反对米哈伊尔皇帝的船队供给武器；允许热那亚人在希腊服兵役（由社团提供武器和马匹，皇帝支付军饷）；指挥居住于希腊的热那亚人在遭受袭击时协助防御。

　　相较于上述军事义务，热那亚商人所获得的商贸特权则显得颇为丰厚，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1. 拜占庭帝国授予热那亚商人在帝国内的所有地区贸易免税权（既包括受米哈伊尔皇帝统治的地区，也包括即将收复的地区）；2. 授予热那亚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卡等城市建造连廊（loggia）、府邸（palazzo）、教堂、浴室和房屋的权利，准许热那亚人派遣执政官进行管理，执政官拥有民事、刑事方面的行政和司法权力；3. 米哈伊尔皇帝禁止热那亚敌对势力的舰船进入帝国海域和市场（包括黑海）；4. 若收复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可收回他们在该城的所有财产，并赠予其原属于威尼斯人的财产，如圣玛丽亚教堂、连廊、公墓和城堡等。热那亚在拜占庭帝国海域和市场所独享的准入权、免税权，以及一系列政策优惠，不仅为商人进入拜占庭帝国市场提供了便利，更大大提升了贸易利润。正是这些特许权构成了意大利商人进行前现代贸易活动的主要利润源泉。因此，尼姆菲翁协约的签署，预示着拜占庭帝国内部及东地中海地区贸易格局的重组。自此，以拜占庭统治者所给予的合法特权为基础，越来越多来自意大利地区的商人开始活跃于帝国统辖的海域之中，并从中获利。

　　这一时期意大利商人对黑海海域及北方商路的重视，既是海上商贸活动拓展的必然需求，同时也与东西方传统商路所出现的变化不无关联。长久以来，欧亚之间的商贸往来主要经由黎凡特（Levant）、巴格达的陆上通道，或是经埃及（Egypt）诸港口与红海（Red Sea）连接印度洋（Indian Ocean）的航线，叙利亚（Syria）、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是东方商品出口的重要中转站。然而自12世纪起，马穆鲁克（Mamluk）接连控制了东地中海的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Antioch）、阿克、推罗（Tyre）、贝鲁特（Beirut）等重要城市。由于教皇明令禁止基督徒与马穆鲁克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即便仍有部分意大利商人仍在上述城市涉险开展有限的贸易，但是继续深入内陆腹地的商路被阻断后，他们既不能经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通往亚洲内陆，也无法进入红海地区。热那亚人在1218年和1249年两次参加十字军东征，虽然一度攻克耶路撒冷（Jerusalem）等城市，但也无力消除在更广阔地区所建立起的贸易壁垒。

　　在原有东西方商路遭遇阻隔的不利条件下，不仅西方商人积极投身于新贸易通道的开辟，一度渴望将疆域继续向西拓展的蒙古人亦是如此。作为拜占庭帝国与游牧世界的边界，黑海以东的广袤草原向来是“欧洲和中亚地区间的高速公路”。经过数次大规模的征战，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的长子术赤（1254—1227年在位）获封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Khwarazm）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以伏尔加河（Volga）下游的萨莱（Saray）为都城，建立钦察汗国（Golden Horde，1242—1502）；蒙哥（1251—1259年在位）与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先后出征波斯地区（Persia），攻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Abbasid，750—1258），以大不里士（Tabriz）为都城建立伊利汗国（Ilkhanate，1256—1335）。至13世纪中叶，黑海周边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两个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在攻陷巴格达之后，旭烈兀、阿八哈（1265—1282年在位）指挥下的蒙古大军经过二十余年的征战始终未能征服叙利亚地区。1260年艾因贾鲁（Ain Jalut）战役的失利，最终确定了蒙古人与间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界限，也标志着前者失去了与地中海海域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直至伊利汗国第四代汗阿鲁浑在位时（1284—1291年），仍以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为目标。他曾积极向教皇及欧洲诸君王表达联合打击马穆鲁克埃及的意愿，并于1287年命使臣拉班·扫马（Rabban Sauma，1225—1294）前往君士坦丁堡、罗马（Roma）等地，商谈合作对抗的可能性，并称“如西方基督教诸王不助我，我的愿望将不得实现”。虽然如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72—1307年在位）一度表示，“我们这些城市之诸王，皆身背十字架，除此事外，我们别无想法”。然而十字军队伍在遭遇节节败退之后，东征的热情也如同潮水般逐渐褪去，此时欧洲君主对扫马使团的承诺也不过是虚与委蛇，并无实质性的支持可言。

　　综上所述，至13世纪，黑海地区浮现出各派政治实体竞相角逐的场景。马穆鲁克势力的扩张对原有的东地中海贸易造成的严重阻碍，使得开辟新商路成为东西方商人的共同吁求。以热那亚为首的意大利商人借拜占庭帝国衰落之机，不断扩大在帝国所辖海域内开展商贸活动的权益。在东方财富的驱使下，他们绕过黎凡特地区，将商船驶向黑海海域，建立起与两大蒙古汗国沟通交往的渠道。14世纪初，威尼斯人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1270—1343）在提交给教皇的文书中建议全面暂停经埃及地区的贸易。文中指出，黑海地区已经开通了前往东方的更为便捷的路线，且经此销售的胡椒、生姜、肉桂等一类商品，较之出口自亚历山大港的同类商品质量更优，所缴税费却更低。故而自此，偏北的黑海地区真正意义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渐趋成为东西方古老商贸路线新的汇合点，这种汇合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

　　在这一时期，蒙古人和意大利人之间能够实现密切往来，根源在于双方都希望通过货物交易来获取利润。鉴于维持一个国家运转所需的物质资源远较游牧部落更为广泛且繁复，一旦征服扩张的步伐放缓，蒙古统治者便没有多余的战利品来犒赏军士、官员，以及满足统治者自身奢侈生活的需求。特别是部分村落和城市的经济状况，历经长年累月的征服战争和财富掠夺急剧恶化。为此，蒙古统治者亟需探索新的财政收入来源，用以充实国库，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种迫切需求促使蒙古统治者格外重视商人群体的诉求，以期通过发展商业贸易来实现经济稳定。除传统的陆路贸易之外，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建立之初，都曾积极刺激并参与黑海、地中海、波斯湾（Persian Gulf）和印度洋等区域的海上贸易。

　　由于游牧部落之中的社会分工尚不完备，善于经商的蒙古人少之又少，开展商业活动所必需的贸易手段、语言技能，以及地理知识，显然是蒙古游牧民尚不具备的。因此，在实现权力巩固之后，历任蒙古统治者对疆域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旅行者、传教士大多施行尊重和优待的政策。他们面对商人时的仁慈态度，与战争时期的残暴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术赤次子拔都（1227—1256年在位）在其统治时期就曾因颁布多项扶持商业的政策被时人赞为“商人们伟大赞助者和保护者”。志费尼在谈及拔都时曾写道，“四方的商人运给他各类货物，他一古脑儿收下，支给好几倍的价钱。他宣写敕令给鲁木和西利亚的算端，把札儿里黑赐给他们；前去朝见他的人没有不达到目的而离开”。

　　奥尔森（Th. Allsen）指出，蒙古的统治阶级并不只是商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孜孜不倦地促进着商品和技术的传播。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群体，统治者容许并鼓励其在疆域内开展自由的经营活动——他们并未像拜占庭帝国或是世界的统治者，订立保护性政策用以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开放的市场刺激了商品的流动，西方商人、旅行家们甚至得以深入到亚洲大陆腹地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从而减少了中间人的数量，降低了商人的购买成本，有效提高了利润份额。同时，商业和手工业群体的所纳税额也有所减免：在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治下的伊利汗国，部分城镇的商税（tamgha）实行减半政策，部分城镇则完全废除。

　　不仅如此，在蒙古人治下，庞大的道路、运河和驿站系统得以建成，这有效维持了黑海地区及贯穿亚欧大陆商贸路线的正常运转。驿路的建立最初是出于情报传递等军事活动的需求。蒙古人在西征途中延续了中国中原的驿站系统，这也为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后联结交通网络奠定了重要基础。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所记，“应知诸道之上，每二十五哩或三十哩，必有此种驿站一所”，驿站配有马匹、车辆、鞍辔、草料等物资，各地商人、使者都可以凭借文书在驿站得到食宿、换乘马匹。为确保商人和旅行者的人身安全、商队行进不受干扰，统治者还在危险地段派驻守卫巡逻；当哨所附近发生劫掠事件且守卫未能及时逮捕强盗时，守卫须对商人被盗财产进行赔付。故而佛罗伦萨（Florence）商人裴哥罗梯（Francesco Pegolotti，1290—1347）在《通商手册》（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中写道，从塔纳（Tana）到中国的商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安全的”。

　　在此基础上，蒙古统治者十分重视重建征战过程中被摧毁的城镇。旧有的政治、经济中心陆续恢复活力，新的贸易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如此，统治者还授予外邦商人在黑海沿岸各港口定居的权利，容许他们在此建立自己的社团、法庭和聚居区。在13世纪上半叶，大量有关意大利人定居黑海港口的记载已出现在西方旅行家的游记之中。例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南部索尔对亚城（Soldaia，今苏达克）自1220年代起处于钦察汗国的统治之下。鲁布鲁克的威廉（Guillaume de Rubruquis，约1215—1270）在当地见到来自小亚地区的商人们至此交易毛皮、棉料、丝绸、香料等商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13世纪上半叶，以威尼斯人为首的商人群体仍大多活跃于毗邻地中海的君士坦丁堡、克里特岛（Crete）和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等地，未将大量的人力投入到黑海：1250年之前在君士坦丁堡起草的25份商业合同中只有3份提及了黑海。

　　到13世纪下半叶，尽管黑海周边大部分地区几乎都处于蒙古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但草原是游牧民的天然重心，不谙水性的劣势也使他们疏于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打通北方商路的意大利商人因而获得扩大商贸规模的机遇。目前学界尚未发现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正式条文，但在1263年，钦察汗国、拜占庭帝国以及热那亚等势力派出使团在开罗（Cairo）举行会谈，商讨对伊利汗国的征战。这无疑说明至少在此时，热那亚人已同黑海北岸的钦察汗国间建立起盟友关系。也正是在此之后，关于黑海沿岸港口的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记载开始显著增多，大批热那亚商人得以移居黑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正式获得了居住、经营的权力，是为热那亚人在黑海地区建立殖民统治的开端。

　　热那亚势力在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扩张，并非追求对大片土地的军事占领，而是进行“商业殖民”，目的为在一些极具重要商业和交通战略价值的地区获得特许权，将他们的贸易活动拓展至此。他们依靠着外交协商、商业入侵，以黑海沿岸旧有的港口、城堡为基础，陆续建立起四十余个新兴的商业据点，并着手建造住宅、教堂、仓库等建筑。热那亚人将位于克里米亚的这些据点统称为 “哈扎里亚”（Gazaria），其中包括索尔对亚、刻赤（Kerch）、塞姆巴隆（Cembalo），以及位于亚速海（Azov，旧称塔纳海）沿岸的塔纳、马帕（Mapa）、巴塔（Bata）等城市。在热那亚人的治理之下，黑海诸港口开始具备中世纪欧洲城市的主要特征，非农业人口高度集中，商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考虑到远距离交通、通讯不可避免的困难，具备丰富商贸与金融经验的意大利商人将先进的商业技术应用于黑海地区的商品交易活动之中，以“康孟达”（Commeda）为代表的契约组织形式为贸易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保障与便捷。

　　在黑海沿岸的一众城市中，卡法城充当着经济与行政中心的角色。卡法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南岸，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由于周遭地理环境与利古里亚（Liguria）海岸地带颇为相似，卡法受到热那亚商人的青睐也不难理解：城市西边是高大的山脉，东边是广阔的黑海，沿海丘陵地带相对狭窄，古老的商路经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地区（Russia）；卡法海湾大而深，船只可以安全地靠岸停泊；临海海域风向终年稳定，山丘环抱使其成为良好的避风港。卡法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这里曾是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地，旧称西奥多西亚（Theodosia）。然而随着希腊人统治的终结，这座城市并没有一直留存下来。在此后的相关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此地存在城市定居点的记载，在热那亚人到来之前，这片地区只剩下了少数聚落和渔港，当地居民完全以农业为生。到13世纪时，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建设，卡法已然成为规模最大的意大利人海外定居点，也是东欧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小君士坦丁堡”。卡法城共建有两道城墙，内城约有房舍6000座，外城有1.1万座。城内人口数量一度达到了2万余人，其中不仅包括热那亚人，还有威尼斯人、希腊人、蒙古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犹太人（Jew）和突厥人等。港口地区的商贸活动颇为兴盛，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8/1369）在1334年造访卡法城时曾发出由衷的赞叹：“港内泊有近200艘大小战舰和货船，甚为壮观。”

　　热那亚人尽可能地将黑海地区的贸易活动集中在这些大小城市之中，依靠它们来完善商品的存储和转移。凭借着关键的地理位置，这一时期黑海内外所有的商品进出口都要通过卡法的港口来完成：这里既负责本地生产的农牧业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中，也负责进口产品在黑海地区的销售。到14世纪时，热那亚人甚至规定，所有在黑海北部航行的商船必须至少在卡法港口停留一天，并向当局支付费用。倘若外邦船只试图侵犯热那亚人的垄断权益，商人行会有权将他们的货物没收。

　　总体而言，热那亚人的商业殖民具有“双重服从性”。一方面，卡法等城市的热那亚人受制于蒙古政权的宗主权，商人们生活在蒙古人所统治的疆域内，需要得到他们的许可。但另一方面，广大居民服从于热那亚人的实际统治。为巩固垄断地位，热那亚人以卡法作为行政中心，对黑海地区的商业据点进行统一管理。卡法的立法事务由8名成员组成的立法官负责，行政事务由热那亚政府任命的执政官负责。此外由24人组成的议事会中，一半成员是贵族，一半是商人与工匠。此后，热那亚人又在其他各据点设立了类似的统治机构，统一负责税费征收、预算制定，以及防御工事和公共建筑建造等事务。随着商业殖民据点的增多，哈扎里亚的势力也不断增强，且受到蒙古人的干预也越来越小。殖民地的相关政策随着当地贸易的不断发展逐步走向完善，这为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政治保证，既维护了商人群体的利益，也极大增加了税收收入。

　　黑海商路的开通，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重新连接通往东方的商道。经过欧洲商人与探险家们的不断探索，自黑海向东的远距离贸易商路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从位于黑海以南的特拉比松（Trebizond）出发，经兹加纳（Zigana）山口、哈西特（Harsit）谷地和巴伊布尔特（Bayburt），越过克普山（Kop Dag）到达埃尔祖鲁姆（Erzerum）和伊利汗国的都城大不里士。13世纪晚期，巴格达周边地区已完全向热那亚商人开放，人们可以自由往来于特拉比松与大不里士之间。不仅如此，商人们还可以自大不里士继续向南，由此连通通往波斯湾与印度洋的商路。大不里士是重要的香料产地。相比较而言，此前经黑海地区销往欧洲的香料量十分有限，绝大部分流向欧洲的香料仍是从亚历山大城、叙利亚等地区出口。在裴哥罗梯有关香料贸易的记载中，这一时期西方商人曾经此路线购置大量胡椒、生姜、丁香等烹饪调味品，以及一些药品、染料，和蜂蜜、糖等产品。此类商品重量小、价值高，有时甚至可以替代黄金，弥补支付手段的不足。

　　另一支路线即裴哥罗梯所介绍的通往元朝中国的重要商路。这条商路大致经黑海以北，从位于顿河河口的塔纳出发，经伏尔加河上的靖塔昌（Gintarchan）至萨莱、撒拉康科（Saracanco）、斡脱罗儿（Oltrarre），继续东行可至阿力麻里（Almaliq）。据记载，经塔纳可以买到的商品包括胡椒、生姜和藏红花等香料，以及丝绸、棉花、亚麻等纺织品。其中，中亚与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制成品大多经这一路线世纪见证了意大利托斯卡纳（Tuscany）、利古里亚等地区丝织业的兴起，意大利丝绸生产商对丝织原料数量和质量的需求都不断提升，但是在桑树种植、生丝纺织等原材料生产环节上，西欧地区本土的丝织行业仍显欠缺，无法满足纺织高质量丝织品的需求，因此东方的丝织原料和丝绸制成品依旧受到西方商人的广泛青睐。经黑海地区销往西欧的丝织品其产地大致有三，分别是小亚地区、里海（Caspian sea）沿岸以及更为遥远的中国。早在热那亚人进驻黑海之初，由于拜占庭帝国对丝绸生产与贸易的垄断管理开始瓦解，热那亚的丝织作坊已经开始得以直接进口产自小亚地区的丝织品。随着黑海贸易的扩大，公证文书中开始出现一些其他产地的丝绸，如名为“leggia”和“guelli”的丝织品都产自于里海以南的吉兰（Ghilan）地区，“manzadiani”丝织品产自马赞德兰（Mazenderan）地区。虽然中国中原地区距离遥远，运输成本较高，但是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常以“catuia”，即“cathay”为名）丝绸质量上乘且价格适中，贸易利润仍十分可观。根据意大利卢卡（Lucca）城丝织业进口生丝数量的统计结果来看，每年经由热那亚商人之手购置的产自中国的生丝原料超过了25 000里弗尔（livre），约占其年均生丝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远程贸易的开展得益于蒙古帝国治下东欧和亚洲广大地区的稳定，即“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局势的出现。此前，中亚草原地带只存在以本地商人为参与者的、邻近部落间的商贸活动，从事远距离贸易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然而在这一时期，从克里米亚、俄罗斯到中亚和远东等大片地区都处于蒙古人各支政权的统治下，统治者不仅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商贸税款的征收力度，同时竭力保障疆域内贸易安全、有序进行。这种跨越亚欧大陆广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黑海地区贸易中转站的特殊地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不过，穿越茫茫沙漠和草原到达中国总共需要9个半月的时间，物质文明交往的主要方式仍是区域性的接力式贸易，驿站相望、驿道相接。

　　除了扮演东方香料与丝绸贸易中转站的角色，黑海本地的产品一向受到欧洲商人的广泛追捧。这些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食品类的商品，如谷物、鱼类等。意大利商人到来之后接管了此地的谷物贸易，将其销往黑海周边各地及拜占庭和西欧的城市之中。由于君士坦丁堡等城市严重依赖于粮食进口，拜占庭帝国政府曾试图干预谷物贸易，但鲜有成效。在1289—1290年萨姆布切托（Lamberto di Sambuceto，13、14世纪人）撰写的公证文书中曾记载过专门进行粮食贸易的商船：“于10日内准备就绪，将装载300摩底（modius）谷类和400摩底黍类粮食……”经由卡法购买来的谷物在整个黑海地区质量最优，种类丰富（包括小麦、小米、大麦等），其利润也相当可观，仅运抵特拉比松销售，销售价便已是成本价的3倍之多。欧洲人对于黑海、爱琴海等海域的鲜鱼及鱼子酱需求量也非常惊人。塔纳等位于顿河出海口的港口是重要的鱼类捕捞地，配合季节性的鱼类捕捞活动，位于塔纳的鱼市每年7月到9月间开放。进行鱼类贸易的商船从库班（Kuban）河口一次装载鱼类及鱼子酱12 000—20000里弗尔。其中，一些廉价鱼类经由意大利商人收购之后销往君士坦丁堡、小亚地区等城市，购买者主要是社会下层群体；产自顿河的鲟鱼等品种还被运往西欧地区，特别是鱼子酱成为一种精英阶层的奢侈消费品，这一食用风尚逐渐被欧洲上流社会所接受。

　　第二类商品是来自北方林地的产品，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动物皮毛。俄罗斯人是欧洲毛皮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他们长期往来于通向黑海沿岸的商路之上，在索尔对亚等城市出售皮毛。到13世纪时，这些皮毛有了更为广泛的市场。这一时期的公证文书所涉及的原料包括常见的牛皮、羊皮，以及松鼠、狐狸、鼬、貂、猞猁等高档皮毛。诸如鼬皮等昂贵的皮毛制品大多被销往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佛罗伦萨、比萨和那不勒斯（Naples）等地，而更为厚实的皮毛则被黑海周边的当地人买走。在当时的卡法，售卖松鼠皮的利润接近于成本价格的一倍。

　　第三类是矿物产品，其中盐是黑海地区的重要商品之一，在卡法与塔纳两地间，有不少于400处盐湖。为了避免对普罗旺斯（Provence）等欧洲盐产地的过度依赖，13世纪下半叶时热那亚商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的盐矿产地。盐类本身相对廉价，但是运输成本较高。在盐产地附近，盐类的价格为每摩底75阿斯普雷（aspre），经意大利商人转运后，销售价为原价的数倍。一些商人还在特拉比松等黑海周边城市售盐，再用赚取的利润购置香料丝绸等其他利润更高的商品。除此之外，铜、明矾等矿产资源也是黑海东部地区的重要产品，特别是明矾被热那亚人广泛用于纺织业、制革业的染色、固色等工序之中，是为新兴手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

　　随着西欧商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大批来自黑海周边地区的奴隶也随之被销往黑海及地中海地区各城市之中。起初，热那亚商人仅允许被贩往欧洲的奴隶们顺路搭乘他们的商船，但出于巨额利润的诱惑，奴隶贸易也得到了行政当局的默许。卡法和塔纳都有重要的奴隶市场，其中经卡法贩卖的奴隶之中，约有八成来自高加索地区，其民族背景多种多样，包括蒙古人、库曼人（Cuman）、俄罗斯人，等等。对于贫困家庭而言，供养一个孩子实为整个家庭的巨大负担，因此被贩卖的奴隶大多处于儿童或青少年阶段。这些奴隶有的留在了意大利人的商业据点之中，有的则被运抵君士坦丁堡、北非和西欧等地，其中埃及和大马士革的苏丹是最为重要的买主。留在黑海本地的男女奴隶数量大致相当，然而在诸如热那亚等城市中女隶往往更受欢迎，她们被用来弥补城市女佣市场的巨大缺口。

　　除上述经由意大利商人之手转销地中海地区的商品之外，诸多欧洲的手工业产品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口到了黑海地区。蒙古统治者尤其对西方各类奢侈品情有独钟，如珊瑚、水晶、镶金银酒杯、挂毯，以及欧洲人饲养的大型马匹和犬只等。波罗兄弟在1261年第一次东行途中就曾在君士坦丁堡贩卖商品，并购入珠宝赠送给钦察汗国的别儿哥汗（1257—1266年在位）。除去仅供统治者消费和使用的奢侈品之外，活跃于黑海市场的商品类型还包括产自英格兰、佛兰德斯（Flanders）的毛纺织品，产自希腊、西西里等地的葡萄酒，以及武器、玻璃等手工业制成品，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分工。以进口欧洲手工业制成品、出口原料为特征的黑海贸易，无疑已是现代贸易格局的先声。

　　虽然真正遍及全球的世界市场直至1500年后才逐渐显现，但到13世纪时，国际贸易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已不可忽视。阿布—卢格霍德（J. L. Abu-Lughod）认为，在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所划定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一个涵盖从西北欧到中国的亚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囊括绝大多数人口的一体化全球贸易网络在13世纪业已形成。这一时期见证了陆路海路的畅通、离散社群的往来互动、贸易制度的完善，以及商品、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的广泛传播。这一所谓“13世纪世界体系”的运转，是以蒙古帝国统治下欧亚大陆的政治统一为保证，依靠着手工业、商业与金融业发展来实现的，这一点在繁荣的黑海地区得到了极好的印证：商业活动扩张由意大利海洋城市提供动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北方商路的商贸往来有赖于广袤的亚欧大陆上商路的安全与稳定，以及连通地中海、黑海之间海峡的自由开放，政治局势变革为区域宏观经济进程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

　　在追溯“13世纪世界体系”衰落的过程中，阿布—卢格霍德也指出，该体系的解体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14世纪中期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就黑海地区而言，北方商路的繁荣得益于蒙古人所施行的优渥政策，但所谓“蒙古和平”局势下安全的理想状态并非持久。在一众商业殖民据点中，蒙古统治者与意大利商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例如，热那亚商人大批贩卖蒙古奴隶的行径曾引发钦察汗国脱脱汗（1290—1312年在位）的强烈不满，后者行径下令逮捕了居住在萨莱的热那亚人，并派军围攻卡法，热那亚人不惜放火烧掉了卡法城，这一紧张态势直到脱脱汗去世时才得以缓解。1343年，钦察汗国再次对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业据点发动战争，贸易的中断甚至导致了拜占庭及意大利地区饱受粮食短缺之苦。更为严重的是，帝国内部的混乱直至解体使贸易路线的不稳定性增长，关税趋于繁杂。不赛因汗（1316—1335年在位）的去世与此后伊利汗国的解体，致使意大利商人不得不放弃前往波斯等地区的商路，转而依赖于叙利亚与埃及等地的中间商。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变化，是世界诸多地区同时发生的人口数量的锐减。黑海地区是疫病蔓延的关键一环。自1330年代起，黑死病先后侵袭了萨莱、塔纳、卡法和特拉比松等黑海地区诸多商路要塞，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秩序的混乱。金帐汗国的札尼别汗（1340—1357年在位）曾因与意大利商人的争端将卡法城围攻了近3年之久。1346年，由于军中疫病蔓延，每天罹难的蒙古士兵不计其数，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徒费无益。据公证人加布里埃尔·德穆西（Gabriele de Mussi，约1280—约1356）的记载，蒙古人无心围攻卡法城，便采用巨大的弩机将病亡者的尸块投入城中，“希望用难以忍受的恶臭杀死城里的每个人”，腐烂的尸体污染了城中空气和水源。一些人设法乘船逃离卡法返回欧洲，就此加速了疫病进一步的扩散之势，引发更为严重的人口危机和商业危机。

　　除此之外，热那亚与威尼斯、比萨等地商人们争相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导者，彼此之间频发的政治、经济斗争也是左右黑海贸易的不稳定因素。由于马穆鲁克人不断威胁欧洲人在黎凡特地区的商业据点，因此对通往东方的唯一商路的黑海海域，以及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的争夺向来是意大利诸城市之间矛盾所在。米哈伊尔八世曾希望从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竞争中牟利，便一度默许恢复后者在黑海地区进行商贸活动的权利。早在12世纪90年代，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曾爆发利益摩擦，并与爱琴海北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加拉塔（Galata）等地的热那亚据点产生冲突，双方签署合约并宣布休战后又迎来了近50年的和平相处时期。到13世纪50年代，威尼斯人又试图破坏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东部的商业活动，致使拜占庭、奥斯曼、阿拉贡（Aragon）、比萨等多方势力参与的战争爆发，直至1355年宣告结束。战争削弱了上述国家与商人的力量，却没有为其中任何一方留下竞争优势。

　　由于黑海海域的商路本身就是埃及、叙利亚传统商路中断后的“替代方案”，繁荣一时的贸易也并不是十分长久。贸易活动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臻于顶峰，到14世纪中后期虽未完全衰颓，但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变化，黑海周边及东欧等地区的商品取代了过境商品，远程贸易放缓甚至完全停滞。例如在1348年之后，公证文书中再未出现产自中国的丝织品，产自里海地区的丝织品数量也有所减少。而且自14世纪中叶起，意大利人与马穆鲁克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增多；到1395年时，在亚历山大城、贝鲁特等地经商的威尼斯商人数量便已完全超过了前往塔纳等地的商人数量。

　　布拉蒂亚努曾将黑海地区比作东西方商路中的“转车盘”（plaque tournante），这一比喻恰如其分。黑海天然处在地中海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以及东方文化圈相互交融的地带，是连接西欧、中东与中亚次级体系的纽带。13—14世纪间，以热那亚人为首的商人群体将商船驶向黑海，依靠新兴商业技巧和组织形式，搭建起极具活力的贸易网络。在蒙古人治下，稳定的商路环境等有利因素促使东西方顺畅的交通得以重新实现，区域贸易与远距离贸易活动相辅相成，“丝绸之路北线”迎来勃兴。即便在地区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商品流通和人员往来通常也不会完全中断。

　　虽然与近代以来蓬勃发展的全球性贸易网络相比，13—14世纪的黑海贸易其生产和交易的规模相对有限，但它仍然体现出诸多与前现代贸易相区分的全新特质。其一是参与贸易群体的多元化。远距离贸易涉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件商品需经手多位代理商、运输商、销售商等多重角色。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来自意大利、拜占庭、蒙古等地的东西方商人在长达数世纪的频繁交往互动中，不断发生着磨合与调适，促进了黑海地区这一多族群、多宗教的共生圈内往来关系的正常运转。其二是贸易路线的广泛拓展，商品和人员的流动范围涵盖了多个农业、手工业产地，蔚为兴盛的黑海地区陆上、海上贸易活动的开展，以及卡法等兼具远距离贸易和地区贸易中转站重要角色的商业殖民城市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沿岸居民的相互交流，更将亚欧大陆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黑海地区为中心的交流与互动网络的构建，为此后洲际贸易乃至世界性市场的开辟注入了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