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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源远流长。大约4000年以前，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就创造文字、建造城市，颁布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律，为当地和周边文明发展树立典范。波斯帝国继之而起，扩大了东西文明交流互鉴范围。波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其势力西至爱琴海地区，东到喜马拉雅山下，第一次将地中海地区和亚洲地区连成一片。对于波斯人的成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主要归结为它具有开放心态。波斯的官僚体系和官僚队伍具有多民族的结构，能够反映新的观念，所以他们拥有发达高效的行政系统、监督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密集便捷的道路交通。辽阔的疆域为波斯帝国带来丰厚的贸易利益，统治者任意调用从非洲到中亚的奇珍异宝，使希腊人见识到前所未见的东方世界，产生欧亚不可分割的区域历史意识，为后来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创造了条件。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6年继位，渴望继承波斯帝国的疆域和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他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攻城夺地，而又以高度宽容温和的态度吸纳东方文化。他保留各地的旧官员及其官职，乐于采用地方式的荣誉头衔，尊重波斯风尚和习俗，极力争取当地人的忠诚。由于他的征服，西方的艺术、文学、宗教等也向东传播，形成希腊化时代，使古希腊文明第一次大规模与波斯、印度、中亚和中华文明交汇与融合。不同思想的接触开阔了各民族的视野，触发了新的观念与创造，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空前活跃，欧亚地区的历史朝着更加紧密的“世界史”方向发展。

　　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让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达到顶峰。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搭建起长安与罗马之间的贸易通道，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畅销于欧亚非地区。丝绸之路的持续兴盛，让太平洋西岸和大西洋东岸第一次实现贯通，刺激了波斯湾、印度洋、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流通，使亚洲大陆的城镇和绿洲连成一线。彼此遥远的东方和西方冲破地域束缚，让真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正式开启，极大丰富并加速了世界文明进程。丝绸之路初期，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塞种、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往来迁徙，东联西走，使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惯、物质文化，以及中华文明、欧洲和西亚文明融汇扩散。接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威尼斯人等兴起，为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动力，跨区域、跨洲的商旅、文旅、军旅、教旅连绵不绝。东西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深入，造就了一系列文明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罗马、威尼斯、热那亚、君士坦丁堡、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伊斯法罕、撒马尔罕、哈布尔、喀什、西安、广州、泉州等城市，如明珠串联，推动欧亚非大陆文明互通有无，彼此借鉴，碰撞交流，互助共享。

　　16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开始兴起，丝绸之路逐步衰落。西欧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将美洲纳入东西方文明视野，文明交流互鉴进入了新阶段，人类历史成为完整的“世界史”。西方文明崛起打破了东西方力量对比，并带来殖民主义的罪恶和不平等，但它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文明更替和各地文明进步，加快了工业技术传播，形成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加速了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制度、民族意识等在全球的扩散。其他地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融合也日益激烈，东西方文明的联系更趋紧密，世界文明多元统一的特点更加明显，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进入全球化阶段。

　　文明交流互鉴首先表现在物质层面，人类相互交换剩余劳动产品，构成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初形式，也为文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中国人从石器时代起种植谷子，后传给大月氏人，再通过丝绸之路传给安息人和罗马人，从阿拉伯人传到非洲柏柏尔人与黑人当中。高粱原产非洲，后传入印度，再传入中国。谷子和高粱容易种植，有土便生，被誉为支撑东西方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物。在频繁交流中，物质文明的内容不断丰富，自然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持续增加。中国的铸钢铁技术以及茶叶、肉桂、姜黄、麝香、大黄等不断西传，从亚洲进入欧洲。就连荷兰人引以为傲的郁金香，也被波斯植物学家称为“中国罂粟”，于15世纪末在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广泛种植，后移植到伊斯坦布尔，16世纪才传入荷兰。物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餐桌，满足人们的视觉、味觉和嗅觉需求，而且美化生活环境，为日常起居住行提供了巨大便利。

　　紧跟物质文明交流的往往是技术发明。中国的水磨、风磨技术传遍中亚和中东绿洲，推动了当地农业文明的发展。这些技术随后被阿拉伯人传至拜占庭拉丁地区，进入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西方扎根，推动了当地农业和商业进步。1162年，中国人开始使用火炮，1232年起使用大炮。火炮技术经蒙古西征传遍中东和拉丁世界。中国的瓷器技术自14世纪起就传遍阿富汗、波斯、土耳其、意大利等地，各地艺术家和工匠大量仿造中国瓷器。伊朗人不仅从中国进口纸张，还用中国姜黄将其染成黄色，避免虫蛀。

　　位于物质文明、技术文明之上的是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传播。贸易沟通总是与思想沟通同时进行，人们在沟通中相互学习和借鉴，获得哲学、科学、语言等方面的启发与拓展。中国、印度、东南亚的香料既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又可以用来治病救人，大大丰富了亚洲和欧洲的药剂学、临床学知识。波斯萨珊帝国时期，中医在当地大放异彩。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半数以上充满了中国药理学和临床药剂及配方。9世纪中期成书的《智慧的乐园》同时受到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医学的影响，被誉为“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科学交叉”的成果。阿拉伯语中的茶叶一词迄今仍用中文音译，古代中东世界称中国为“隋尼”，肉桂的拉丁词含有“中国桂皮”的意思。波斯语则在很长时间内，扮演着阿富汗、南亚和西亚等地文学、学术和宫廷语言的角色。

　　通过交流互鉴，东西方国家和人民不断创造世界文明的高峰。7世纪阿拉伯人走出沙漠时，尚处于游牧社会阶段，但通过大胆吸收拜占庭、波斯帝国的先进技术，以及学习中国、印度的数学、技术和文学等知识，终于在8—10世纪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新文明。无独有偶，隋唐时期的中国代表了当时人类的另一座文明高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东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让唐朝国力空前鼎盛，长安成为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

　　近代西方的兴起同样离不开文明交流互鉴。阿拉伯水手及其航海技术是西欧大航海运动的最初向导。阿拉伯医学、数学、天文学，以及阿拉伯化的古希腊罗马思想奠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知识基础。阿拉伯商人的许多商业贸易创新，如以交换书、信托书、私人银行、债务凭证为代表的合同制、票据制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信贷业和银行业的发展。中国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的传入，提高了欧洲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如果没有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滋养，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不可想象。

　　通过交流互鉴，不同文明间显示出相互尊重和欣赏。从古代波斯到中亚地区，广泛流行着一句话：“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意思是希腊人只懂得理论，而中国人既懂理论又懂技术。据西班牙人克拉维约记载（1403—1406），撒马尔罕城的商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质量最佳，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艺人。明代后期，中国典籍被大量译介到欧洲，引起西方学者注意。18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魁奈等人称赞中国社会井然有序，欣赏中华文明中以德治国、天下大同等思想。

　　进入20世纪以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逐步改变了世界权力的分布格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深度交往，以及科学进步、交通通信设备的发达，造就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大，但也给其他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发展机会。广大非西方国家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的组织形式，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增强自身文明力量，有效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优势。特别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和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以后，传统帝国主义的霸道逻辑失灵，新独立民族国家倡导团结、相互支持、彼此声援，结下了深厚友谊。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让文明交流互鉴变得更加有规可循。至20世纪末，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明显提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国际组织茁壮成长，意味着新的增长极开始出现，世界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文明交流互鉴顺乎潮流、合乎民心、适应规律，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深刻认识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意义，积极身体力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发展，使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中国主张文明对话。对话，是文明交流互鉴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野蛮走向文明化，从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的重要标志，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初阶段。1998年11月，联合国大会响应当时伊朗总统哈塔米倡议，确定2001年为联合国“文明对线年，由西班牙、土耳其倡导，联合国宣布成立“文明联盟”，鼓励构建跨国跨文化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倡导和践行文明对话的力度，相继组织实施一系列从全球到地区、从官方到民间对话行动，中阿、中非、中拉、中土、中希等对话论坛密集展开，成果斐然。文明对话论坛“秉持文明多样性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通过友好对话，肯定各国各地区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表达人们对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期待，增进中国同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和平对话理念赢得东西方国家广泛支持和称赞。

　　中国倡导用开放的心态对待文明交流互鉴。一切文明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内部和外部开放。内部开放就是促进国内各民族相互交流、交往与交融，推动民族共同体发展，构建新的文明形态。外部开放就是愿意加强与其他文明的联系，借鉴和吸收不同文明的积极成果，推广人类共同价值，让世界充满活力。中国坚信开放和进取是文明长存不衰的秘诀，是单个文明在多元文明世界确定自身位置的必经之路。中国面向所有国家和文明敞开胸怀，主张文明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承认各国人民为文明发展作出的独献，反对任何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