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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我先读完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重版）。《资本主义的动力》是作者197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三次学术讲座的讲稿。在这三次讲座背后，作者已耗时25年，完成三卷本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尽管新作出版要在1979年，但此时作者的学术探险之旅已接近尾声。这三次讲座，正是对作者过去二十多年努力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在顾良、施康强译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中，两位译者亦特别把上述演讲翻译出来，以“资本主义的活力”之名收录并作为译序。

　　交换的频繁打破了农耕文明的宁静。流动商贩从农民中脱离出来，乡村市集带来早期的市场，而商铺的产生更是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经济。交易过程逐渐演化成绵延不绝的借债与放款的程序，信贷成为交易过程的血液和动力。随着钱庄的产生和金融的介入，流动商贩、商铺之上，又进化出批发商、交易会以及股票交易所。由此，低级市场经济的元素集市、店铺和商贩，以及高级市场经济的元素交易会和股票交易所，全部产生。布罗代尔借助欧洲在16世纪之后近四个世纪历史，以威尼斯、热亚纳、里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为例，清晰地阐述地中海和大西洋周边经济生活的勃兴。

　　本讲浓缩的是《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即“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在本卷，布罗代尔先后从人口、面包、饮食、住宅服饰与时尚、技术在能源和冶金领域的传播、技术革命和技术落后、货币、城市等8个方面，论述了当时欧洲的物质生活。本卷的核心任务，是勾画前工业化时期经济的活动领域，并掌握其全部广度和深度；或者更形象地说，在于“为世界过一次磅”，从物质生活的角度确认前工业化世界的潜力限度。

　　本讲浓缩的是《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即“形形的交换”。在本卷里，布罗代尔接续第1卷对15世纪以来近400年间物质生活的描述，进而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继续深度剖析当时的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分别涉及交换的工具、市场与经济、资本主义在不同部门的体现、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社会或“集合之集合”等问题。在详细论述15世纪以降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布罗代尔多次详细地论及在当时就已经广泛存在的破产现象；对此，后文将予以详述。

　　对于14-18世纪欧洲及其周边的经济中心变迁的原因，布罗代尔认为核心因素是经济危机，“每一次，中心的移位都是在斗争、对抗、剧烈的经济危机中实现的。通常，最终打垮已经受到威胁的旧中心并且确认新中心出现的，正是恶劣的经济气候。”而在每一次危机中，对于经济的应对方略和能力，则成为决定经济中心是否变迁的核心因素，扛过去经济中心依然在原地，扛不过去经济中心则会流失。“总而言之，中心的形成、失落、再形成通常是与具体总体经济的历久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布罗代尔提及17世纪的西西里岛零售商，“人们看到这些小本经营的店铺岌岌可危，清账时往往留下一大堆债务，破产更是家常便饭。”在1802年的法国巴黎，有人建议，“目前百业凋敝，成千上万的巴黎小商处在破产边缘。”这种破产比较司空见惯，甚至成为文学作品描述的对象，——有个叫约瑟夫·德·拉维加的商人，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题为《混乱中之混乱》的文学作品，里面暗示其因为参与郁金香投机，连接破产五次！在布罗代尔笔下，大多数情形下提及破产，都是指这种情形，毋庸赘言。

　　比如个案。在一幅插图中，布罗代尔展示了1770年6月28日巴黎一家面包铺破产时的资产负债表。在图片生活说明中，布罗代尔指出，“巴黎的面包铺主人盖斯内先生谨向巴黎商事裁判所递交资产负债概括，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列出的债务有顺逆之分，我们今天则称之为破产人的资产和负债。文件共四页。这里翻印的第一页清楚地表明有一系列赊销。有的大债务人竟是高等法院顾问。外欠债务皆因赊购面粉。这家店主除铺子外还拥有一些‘工具’，一辆车和一屁送货的马，估价共6600里佛，其余动产约值7400里佛。读者请放心，面包铺主已同其债权人订立了协议。但愿他的主顾能及时付清欠账。”

　　比如系列破产浪潮与时代大势。布罗代尔在解释16世纪德国东部的崛起、莱比锡及其交易会的繁荣时，特别提及，纽伦堡和奥格斯堡1570年的破产事件中是背后的重要推手。这里面最惊心动魄的，是还有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引发的破产浪潮仅仅在阿姆斯特丹，1763年8月纳夫维尔商行破产、1772年克利福特商行破产、1780年10月旺·法埃林克商行的破产等等，“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起着摧毁信用的引爆作用。”

　　而此后，从阿姆斯特丹到汉堡，从伦敦到巴黎，引发一连串的商业破产。先是汉堡的多家犹太商行发生破产，哥本哈根有4家商行破产，阿尔托那有6家，阿姆斯特丹有35家……到8月19日，阿姆斯特丹当地破产的商行已经高达42家，“已经知道还有几家即将破产。”当时，因为这一波破产潮，社会也陷入动乱和恐慌，当局不得不动用武器来驱散暴乱者。当1768年英国与美洲殖民地关系恶化后，荷兰银行家也深感担心，“如果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恶化，由此引起的商业破产会使本国受到影响。”

　　“但财产直到1788年9月尚未得到清理。在债权人中有一个名叫威尔海米的“外国人”（我们对他的情形没有更多的了解），他在造船主已经出海的五艘船上拥有六十四分之九的股份（约等于61300里佛）。债权通常分为优先（第一位）和普通（第二位）两种。人们找到了一些正当的理由，推翻布列塔尼高等法院的裁决（1783年8月13日），而把威尔海米列入第二类，并得到商事院的认可（1788年9月25日）。威尔海米大概未能收回他的投资。至于他是否保了险，这也不清楚。”

　　在描述土地作为财富保值增值手段的重要性时，布罗代尔用了两个事例，都有破产有关：一个是商人卢卡·代尔赛拉1408年4月23日从佛罗伦萨写给普拉托商人佛朗赛斯科·达蒂尼的信，“我曾嘱托您购买地产，如果今天还有可能，我买地的热情将会更高。买地至少不冒海上的风险，不会像商业公司那样蒙受诈骗，更无破产之虞。”另一个事例则是指土地作为破产财产处置时不像股票交易那么方便，“当威尼斯的提埃波罗·比萨尼银行于1584年破产时，清理地产既费时间，折价时还要吃亏。”

　　第一，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驱动16世纪以降破产井喷的主要动力。按照布罗代尔的架构，传统的、低级别的市场，基本局限在物物交换或者简单的商品经济层面。在这种层面，无论是交易失败的风险，还是债务的集体清理，都处于一个相对初步的层面。正因为其处于初级层面，1542年英国《破产法》聚焦于对欺诈性破产的刑事惩罚，集中于对破坏规则者的根本性惩罚，而并未将破产作为商业世界的元素和商业交易的工具。只有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运作成为市场经济升级的驱动力时，市场交易的失败风险才会放大，商事社会才需要商业化的机制来处理债务集体清偿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破产法才会萌芽、进化，越来越具有商事法的色彩。

　　第二，商业交易越频繁，失败的风险和比例也越大，而破产规则正是为商事交易提供了一整套兜底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破产实务中，大家普遍感觉破产业务不好做的根本原因。几乎所有的难题，在常态经营中不好解决、不能解决，最后拖入企业破产程序，在破产中必须解决。从布罗代尔的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在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破产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都有，而不是某个地区、某个时间的专利。这也反过来证明了破产规则的有用性和强大生命力。而站在交易主体的角度看，破产规则也正为各方从事交易中潜在的失败风险，提供了最为稳定、有序的预期。

　　第三，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中跨境破产的频率和幅度，远高于我们平常的印象。即便今天，总觉得跨境破产距离我们十分遥远，无论是规则供给、学术研究还是司法实践，跨境破产的比例都十分微小。正是因为经济世界的存在，产生了不同的法域和规则体系，包括破产在内的所有交易都受惠于此，也得益于此。一方面，因为规则壁垒，所有交易包括破产在内，都面临着重重难关，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规则的差异性，对于不同主体寻求差异化利益，提供了最佳的平台。在布罗代尔的笔下，涉及跨境破产的情形绝非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