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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煤炭、水泥、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书籍、杂志、电视节目、专利申请，甚至大学生等各类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一句话，承受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比如只有全球6%的水资源和不到9%的可耕地资源），和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为全球提供1/5到1/3的主要农产品和1/3至1/2的主要工业产品。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一个“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比如：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

　　“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解释工业革命有很多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发展，因此我在这里不讨论，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拙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三章。现在统一解释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最流行的理论，叫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理论流派从科斯开始创立，一直到诺斯，再到现在麻省理工学院领军人物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有一本和他人合作的非常出名的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很兴奋，但是等我把中国的经济奇迹问题和欧洲工业化历史真正思考了以后，我觉得那个书里面的理论是错的。

　　我们至少可以先通过对历史的描述来看一看当年欧洲崛起的历史轨迹。15-16世纪的欧洲君主国首先通过相互间的延续不断的战争和激烈军备竞赛，获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然后以这个国家能力为基础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贪婪、最狡诈、最具规模的商业竞争和海外市场扩张，通过国家主导的特许公司，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奴隶贩卖市场，并由此厚积薄发300年，才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国家荡涤成为20多个强悍国家。

　　为了提高财税收入，欧洲各国皇室纷纷走上了商业立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需要动用军事化的国家特许垄断公司、特许私人武装和特许海盗集团来辅佐，以开辟殖民地，垄断地区与全球贸易并不断发掘新航线。这诱导欧洲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重商主义”的“全民皆商”道路，发现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我把它叫做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因为欧洲国家都学会了用战争手段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他们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也是受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和推动。

　　这个工业革命的规律无法从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里面去推出来，里面全是同语反复的形式逻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里面。寻找这个规律需要学马克思，必须回到历史，把历史的起点当成逻辑的起点。下面我们就遵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看看工业化在欧洲的历史上是怎么展开的，然后提升出一些普适性的特征和规律。然后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循序渐进工业化路径与这个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在关键点上高度吻合，虽然也走了一些弯路。然而其它国家，比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好多国家，还有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其工业化路径与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相背，因此没有成功。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第二个阶段是“原始工业化”阶段，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这两个阶段一共花了欧洲大致300年的时间。从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1450年左右到1750年前后。欧洲封建君主和城邦国家在这个时期经过频繁的大规模战争，打造出一些有规模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包括法国、荷兰和英国。民族国家用处很多，它在国内可以通过清匪反霸和“全民皆兵”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权，组织起来的人民，创造统一市场，建立统一财政、军事、运河、商业网络。这样的国家对外才有能力发动持续的战争并抢夺贸易通道，然后通过垄断贸易而发财。

　　也就是说，利用国家能力，可以通过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开启全球市场开拓和商业竞争。比如，国家在这个期间主导了海外殖民地扩张和海洋霸权的建立，包括形成专业化的海军和武装特许公司。这些特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由皇室任命，国家和私人一起集资，在海外拥有贸易特许垄断权，贸易利润由国家提成，帮助国家在海外开展“”活动，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以帮助国家维持大规模专业化的军队，应付和发动连续不断的战争。对于能够征服的殖民地则实行掠夺和抢劫政策，对于无法征服的国家（比如历史文明悠久的帝国）则建立贸易据点并对其强迫实行开放贸易。

　　最后，欧洲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迫使许多地理大发现和殖民开拓的后来者，比如英国，采取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制造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各种销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才能够实现与资本再积累。的确，通过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种三角贸易而大发横财的一大批富裕商人，除了发现和利用非洲的奴隶和殖民地原住民之外，他们还发现了蕴藏在本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诱导他们到农村去利用农民闲暇时间的廉价劳动力，组织他们生产按指定的产品进行生产，再通过熟悉的商路将这些产品卖到世界各地。

　　人类能够用机器规模化大生产的东西首先是棉纺织品。第一是因为棉纤维细长而富有弹性，便于机器操作。第二是纺织品的生产可以分成很多生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妇女儿童都可以操作，因此也是机器首先代替人力的部门。第三是纺织品的收入弹性很高，世界市场非常大，能吸收天量的规模化大生产出来的纺织品。第四是纺织品的纺织不需要新能源和重体力，因此自然能源比如风力水力和人力都可以推动纺织机。第五是棉纺织品的原材料是棉花，这种植物的生长性能很强，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大面积耕种，远比羊毛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英国自从亨利七世（1457–1509）在位时就开始利用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纺织业，最早当然是手工羊毛纺织业。到了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的十六世纪末期，英国已经崛起为欧洲第一纺织品大国，摧毁了原来在纺织业遥遥领先的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纺织业。英国的这一通过全球贸易扶持制造业的重商主义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无论朝代如何替换都没有改变英国的这一根本国家发展战略。18世纪初，英国以欧洲前所未有的战略眼光全面从羊毛纺织业切换成棉纺织业。以至于在1740年左右英国政府就利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和海外特许公司为本国的棉纺织业开辟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市场和原材料（棉花）供应基地。

　　注意，工业革命的引爆点不是煤炭和钢铁，也不是蒸汽机。煤炭、铁路和蒸汽机都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东西，大规模生产它们有利可图吗？它们只是提高运输能力的手段和工具性产品，因此对它们的需求一定是来自对天量轻工业产品大规模和及时运输的需求。所以工业革命的引爆点不是煤铁，而是轻纺工业。可惜落后国家误以为高工业化首先就是要具备量化生产重工业产品的能力，但是你搞了煤炭-铁路-蒸汽机等重工业也不赚钱，一定会亏本，因为除了满足国家的民族自豪感以外没有市场需求。因此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是首先发展轻工业。

　　第五个阶段是福利社会阶段，或后工业化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是机器生产消费品，而且是机器生产机器。这样一来，凡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就完成了一个回路，所有产品，包括中间品和生产资料，都能够量化生产。这个阶段也是农业机械化的阶段。这样一来，一个国家才真正克服了贫穷和中等收入陷阱，才有条件进入福利社会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就有财力物力支撑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福利，包括失业保险、免费医疗、公共安全网；还有一个是政治福利，包括妇女解放，废除对残疾人的歧视和种族歧视，而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享受这些福利。否主一定会变质，会成为的温床。所以要支撑民主制度一定要有相当强大的工业经济基础，要不然没有办法运作。

　　美国建国和原始工业化两个阶段（1492-1820）：自从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以来一直到17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和随后建国为止，白人移民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原始商业化的模式，摧毁和强行迁移印第安人，掠夺土地建立统一农贸市场，通过贸易培育了第一批商人。1770-1820年期间，美国又通过独立战争和美英战争获得国家构建与专业化军队，大力兴建运河网络，展开以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工业化，乡村制造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1830年前后全国主要运河修建资金的70%由政府提供，政府作用非常重要。

　　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820-1870）：以上阶段把统一市场孕育好以后，以劳动密集型的量化生产为特征的机械化纺织技术就有利可图了。这个时期美国通过高关税扶持国内纺织业，通过模仿、剽窃英国技术在纺织业率先引爆（复制）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前主要驱动能源为木材和水力，而不是采纳英国的煤炭火力驱动）。后来的南北战争打出了一个更加强大而统一的、以工业化意志为主导的美利坚合众国。在1840-1870期间，以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的市场需求为支撑，在强政府主导下，美国进入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瓶颈为特征的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这个时期体现了美国政府强大的重商主义传统，以高关税为手段，扶持国内重工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美国政府用特许垄断利润为诱饵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铁路行业。

　　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870-1940）：由铁路大繁荣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美国带来了重工业繁荣，并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也是美国进入创新发明的阶段，所有的重工业产品包括钢筋水泥都实现了量化生产。以前的煤炭变成后来的石油，铁路变成高速公路。美国到1940年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美国在1920年，即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已经过去的时候，农业还非常原始，1920年大约5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用的是原始的耕作。但是正是因为重工业推动下，美国能够把所有的农业机械产品搞成白菜价，农民能买得起，所以政府一推，农业机械化就迅速展开实现了。

　　通过以上分析，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发展案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个叫作人类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的演化模式。生命起源和进化是一个很漫长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且后来发展出来的高级物种，其胚胎发育阶段也要简短地重复先前整个低端物种进化的几个基本阶段。比如人类的胚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再演变为人类婴儿，就是以很快的速度重复了生命的基本演化阶段。因此现代人类个体的发育不是靠既有的成人器官从外移植过来机械地组成的，而是要自己通过在母体里面的胚胎发育过程一步一步生长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尝试是洋务运动，在第二次战争失败以后。但是这一次尝试很不得要领。这个要领是首先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这就需要一个中央财政税收体制和国家动员能力，来解决基础设施网络的修建和全球市场开拓的问题。而要开拓全球市场也需要战争能力，这就需要现代化专业军队。有了这些国家构建以后，还要有能力动员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制造业活动中来。但是这些闲散劳动力是在乡村，政府怎么深入乡村去组织农民利用闲散劳动力生产手工业制品并大量出口并销售到全国的统一市场是发展的关键。经过这样一个原始工业化过程以后所孕育出来的统一大市场才使得采纳规模化大生产技术有利可图，才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才谈得上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赚来的外汇和国内储蓄从事以铁路和蒸汽机为标志的重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能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像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到的那样。

　　第二次工业化尝试在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把整个清王朝全部推翻了，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要彻底。因为光荣革命只是限制了王室的权力，辛亥革命是把王室全部推翻了，而且还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企图以这个政治体制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辛亥革命以后的40年期间，中国广大农村依然是一幅很悲惨的景象。而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成为了当时运动在全球兴起和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中国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政权以后，开始了第三次工业化尝试，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国家和具有强大行政执行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那个年代中国政府还做了什么事情？中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清匪反霸、行政区划与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5年计划，完成了国民意识的培育和初步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建设。以下是那个时代工业化建设获取的一些成果：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增长到10亿。

　　但是，计划经济建立的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国民经济体系，以重工业为主导。这样的体系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必须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因此不足以引爆一场由国家主导的但是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早年虽然在农村办社队企业，但是在当时，这类企业不被允许利用市场经济扩展自己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互相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最后都成了每一个生产队和公社都一摸一样的重复建设，所以最后也是亏本的。

　　而改革的关键一点，就是没有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提倡的在各个行业同时引进“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休克疗法，而是遵循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的、符合工业革命“胚胎发育”规律的改革道路。换句话说，如果在改革初期就把国有银行私有化，就搞金融自由化，那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东欧股价的改革是失败的。比如乌克兰在引进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华盛顿共识以后，不仅没有遏制腐败，而且发生更大面积腐败，从以前可以生产航母的工业化国家，沦落为只能靠出口土豆西红柿等农产品的国家。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尝试采纳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但却又十分果敢坚定的策略：1. 在拒绝全盘西化和维持既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线. 从农村改革开始，而不是从工业和金融业改革开始，让农民和平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3. 鼓励乡镇企业，尽管生产工具原始并与大工业争原材料。4. 用日用制造品（而不是）原材料换取外汇和机器，鼓励出口。5. 长期维持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一定成功）。6. 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私有化。7.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到重，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制造业到金融业，由高储蓄到高消费，由高投资到高福利……

　　第二个阶段：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1988-1998）。在第二个10年中，一方面乡镇企业继续繁荣；同时，建立在乡镇企业繁荣所开创的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品的大企业，开始在城市和乡村应运而生，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它们生产目的不是自给自足，甚至都不是满足当地的需求，而是满足长距离和全球市场的需求。中国在这个时期遍布中国城乡的规模化劳动密集型大工厂，生产了大量轻工产品，都以满足远距离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的。

　　但是，这个时期的高级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因为所有机器和重工业设备都自己生产的话，是不能自负盈亏的。而这个与全面进口替代不同的、以出口轻工业产品为导向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十分关键。如果当时所有的生产设备都依靠自己生产，就像拉美国家在战后做的那样，中国一定不会迅速积累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和具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而最终会被重工业的自力更生原则所压垮。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依靠进口机械生产轻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是需要的。

　　在这个期间，即第二个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这个桂冠是所有成功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都曾经戴过的，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国家都无法最终崛起。这个时期虽然已经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属于原始工业化阶段的乡镇企业仍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仍然在继续高速发展，使得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达到全国农业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农民）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长28%，连续二十多年内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即使把通胀因素排除以后，也是每年增长22%，连续20年这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这就是一种工业化路子走对了的特征。

　　第三个阶段：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1998-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样一种大面积轻工业量化生产的繁荣使得中国当时的能源-动力-运输构成的工业三位一体成为巨大发展瓶颈，因此煤炭和铁路运输都成为相当稀缺和赚钱的产业。这个时候，强政府顺势而为出来克服这个巨大瓶颈，大搞能源、动力、电网、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当时90年代末大大小小的煤窑都赚钱，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非常大，以至于民营企业进来都可以赚钱。这就引爆了以规模化和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几乎所有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本身是个公共品，尤其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全球市场。市场不是天生的，而是国家力量创造的。市场有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而这三个都需要国家去创造。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决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属于“空对空”，假设市场的天然存在而且是无限大，剩下的只是供给问题，因此萨伊定律成立，供给决定需求。市场被创造出来以后，还需要严格监管才能安全有效地运行。而监管的成本也非常高。人们不知道，即便像美国这样一个标榜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国家，从食品到药品，从医疗到教育，到处是复杂的监管条例。

　　正是上述几种高昂的创造市场的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市场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累的国家，从彼得大帝开始就紧追欧洲发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原始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企业，斯大林时期又完成了重工业化，但是改革开放后却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仅仅引进市场经济，实行民主选举，政府主动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就可以自动重新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不对的。

　　比如17世纪初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科恩（Jan P. Coen），它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任总督，在为荷兰争取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就向皇室进言道：“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这就是我讲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欧洲列强早就发现了这个创造全球市场的秘密。

　　他们盲目相信了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理论，里面假设统一大市场是天然存在的，假设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谋私利，工业革命就自动发生了。结果是东欧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员腐败，盗窃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欺诈和黑社会横行，工人大面积失业，工厂大规模倒闭，产业链遭到巨大破坏无法修复，物价飙升，政府机构瘫痪，科学家们为了生存去摆地摊，医院和学校缺乏经费维持，人均寿命断崖式下降，整个社会就连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无法生产和供应，只能够靠出口自然资源维持基本生活。

　　因此，单纯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市场是错误的。也有的观点把中国奇迹片面地归结为加入WTO。可是印度比中国早加入WTO好多年，但却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加入WTO很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中央的产业政策占领了纺织品制造业的制高点，培育了大量的规模化轻工业制造业产能，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纺织品生产国。所以，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听黑板经济学家们的忽悠。

　　没有中央集权提供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基础设施，不可能有市场，尤其是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而如果没有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规模化大生产不可能盈利，即使有国际组织把技术免费送给你也不行。没有这样的市场条件，外资也不可能进来。资本家和企业家难道不比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更知道哪里或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能赚钱和积累财富？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民财富起源和工业革命机制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又反过来揭示当年大英帝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绝不是它的民主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比法国、意大利、荷兰更好，而是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专业化军队能够为资本提供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信用保障和安全统一的大市场。

　　我们看一看欧洲国家早期创造和开辟全球市场期间以及后来在引领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威尼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最早崛起的欧洲国家。为了获得和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通道，威尼斯建立了当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它当时的最大规模企业是威尼斯兵工厂，一个国家拥有的国企。这个国企雇佣威尼斯全国的技术工人为威尼斯建造和维修军舰，以欧洲所有企业中最高的工作效率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断的舰队，并能够保证在每一次海战中使得沉没和破坏的舰船得到及时的维修、替换和更新。这个兵工厂还是最先发明和使用亚当斯密观察到的“劳动分工”原理来通过流水线作业制造军舰的。

　　继威尼斯之后，葡萄牙是最早在欧洲成立国有化的海外特许公司的国家，承担巨额风险为葡萄牙环球探险和开创全球市场服务。葡萄牙为了实现环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亚洲的贸易通道，先后派出的十几次探险舰队都是国家注资的。即便到了后来的荷兰和英国海上霸权时代，为了吸引民间资金入股为国家开辟全球市场，政府也拥有特权任命和罢免特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决定和取消特许公司的垄断权力。这些拥有巨大资本和私人武装的特许公司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国企与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战略目标。民企只为个别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而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国家利益紧密相扣或一致的。比如民企老板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铺张浪费，不把资金用于资本再积累，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和金融危机，民企资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坏国民经济的不良作用。而国企必须为国民经济背书，上缴利润也最大。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情况是，民营企业在国外一般是收购别人的房地产和电影院，而国企则收购别人的高端技术和股权，为国家长远利益服务。

　　从理论上，没有任何现存经济学理论能够证明民企一定比国企更有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决定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管理才是决定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最关键的东西。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没有效率是因为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是为了盈利。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战略目标变了，把盈利动机加进来了，但是也没有让其成为唯一目标。国有企业需要提供很多私企无法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很多廉价公共服务，因此如果国企只以盈利为动机的话，就失去了国企的意义。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把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能够发现一个神奇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多数在拉美）的这一比重并没有增长，而是长期停留同一水平，摇摆在美国人均收入的1/5到1/3之间。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只有几个例外，那就是亚洲四小龙，它们跨越了贫穷陷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一直迈进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以上。

　　如果按照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升级顺序来发展，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体机制跨越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但前提是国家力量必须扮演重要和关键的角色。按照前面描述的各国工业革命历史规律，跨越这两个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需要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即以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业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规模化方式生产重工业机械产品和化工产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首先需要开启原始工业化过程（类似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才能够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还需要在适当时期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我们正在目睹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把所有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革命。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如果无法通过适当产业政策开启这场新工业革命，就会陷入高收入陷阱，就像南欧国家那样。因此而每一场工业革命的启动都需要国家力量和产业政策的主导。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升级道路呢？我以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地区，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还有中国大陆为例来对比分析。图2-图7是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付才辉老师和林毅夫老师的发现而制作的，因此我把它们叫做“付-林图”。付-林图中的横坐标是一个国家非农产业（即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除以美国的这个的比重，因此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化相对于美国的程度，在0和1之间（也可以大于1）取值，这个数值越大，说明该国的产业升级越是接近美国。纵坐标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除以美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在0和1之间（也可以大于1），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人均收入越是接近或超过美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规律，如果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道路是正确的，那么随着非农产业增加值向美国逼近，其人均收入应该以递增方式逼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如果产业升级的方式不正确，比如搞盲目的、全面进口替代、休克疗法等，虽然产业升级表面上逼近美国，但是纵坐标上的人均收入却不升反降，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产业升级，使非农增加值与美国之比发生倒退和减小，形成原地打圈圈的混乱局面。

　　先看图2中的韩国。随着制造业和服务持续增长，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和美国相比持续上升，曲线上的点向右移动。与此同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也是急剧递增的，形成一条十分平滑的往上翘的抛物线，说明韩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提高，是正确的道路。从1960年到2010年为止，韩国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相对于美国的78%上升到美国的98%，于此同时创造的人均收入从相对于美国的10%一路飙升到美国的72%，一举跨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两个陷阱。韩国战后在强政府主导下以手工业和轻工业起家，包括纺织业和制鞋业，迅速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又通过产业政策在80-90年代以轻工业积累的剩余为基础大力发展重工业，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正确的工业化道路，没有在建国之初就强行大力上马重工业，符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

　　图3显示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也很成功：随着产业的升级，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1960年相当于美国的73%开始上升，直到2019年为止已经达到美国的98%；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于美国之比也加速上升，从1960年的12%飙升到2010年的74%。大家知道，自从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吸取了大陆经验搞了土改，又利用美国提供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市场，台湾没有大力上马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而是大力推进以纺织业为领头羊的轻工业，成功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直到80-90年代才开始大力推进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产业（包括芯片），因此也走了一条正确的产业升级道路。但是台湾犯的错误是上台以后受华盛顿共识干扰，没有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大力推进汽车与造船等重工业产业，因此后劲没有韩国充足，以后的继续发展可能成为问题。

　　那么，什么又是错误的工业化路径呢？图4至图6显示拉美国家的产业升级或工业化道路普遍不正确。例如，阿根廷资源丰富，独立建国两百余年，离上帝远但离美国近。尽管阿根廷的产业在升级，但是它的人均收入没有什么模式，一团乱麻。长期以来阿根廷一会儿采用进口替代，一会儿采用华盛顿共识，造成现在货币贬值，图中的曲线仿佛像无头苍蝇般到处飞，非农产业与美国的比值在90%与98%之间徘徊，人均收入与美国之比在0.25%-0.5之间徘徊，而且1958年曾经达到过美国的55%，但是2002年回落到美国的25%，始终无法苦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是阿根廷根本没有明确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类似的还有巴西（图5）和智利（图6）。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图7）。改革开放前，中国高速推进产业升级，建成全面工业体系，但是没有在人均GDP这个方面表现出来，与美国之比一直在5%这个低收入水平徘徊，而且期间还有回潮。改革开放后，从原始的农村工业开始，走面向市场的乡镇企业道路，而不是大干快上重工业，结果中国的非农增加值与美国之比也上升得很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迅速起飞，然后又经过引爆轻工业革命，再以轻工业引爆重工业革命，到2010年，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美国的90%，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一路飙升，从1978年占美国的5%开始上涨，到2010年达到了美国的27%。这个趋势目前看来是能够持续的。

　　按照这一趋势，等到农业现代化完成之后（这个我估计还需要15-20年之间），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能达到美国的70%，像目前的台湾和韩国一样。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在人均收入上追赶美国。一个美国人平均消耗的世界资源太多了，远超所有工业化国家，地球承受不起。中国只需要追赶韩国就好。只要我们人均收入达到韩国水平，就相当于地球上有了一个由30个韩国组成的超级巨大工业国，规模等于2.5个美国。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是可望又可及的。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的水平，就意味着沿海省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衡量，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体。但事实上，中国是战后20世纪所有国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尤其是通过毫不掩饰地继承改革开放前30年积累的国家能力和打下的国家行政构建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胆实施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渐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年就迅速从一个低收入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和日本两个超级大国的总和，把其它所有盲目照搬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问题在于，当事实与理论不符的时候，对人类工业化历史不熟悉的经济学家们和知识分子却长期固执地认为是事实错了，不是理论有问题，抱着“西方人永远是对的”这个信念不放。它们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而荒唐逻辑上：西方比我们发达，就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与我们不同，因此中国人如果想要成功，必须模仿西方人说话、走路、吃饭的方式。这好比是把别人的屋顶当自己的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相关性当因果律。这种混淆葬送了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彻底西化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和选举制度。

　　当代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府官员都把屋顶当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式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裕民、强军的新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这才是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它不是靠战争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举国同心的体制、国企与私企双轨并存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