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Venetian Macao Casino(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布罗茨基逃学是在1955年，之前八年间，他已换了五所学校，转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学校为这孩子为难。他的父亲对他是有保护的，他是个摄影师，给儿子拍了不少照片，他曾经为他在学校领导面前力争，最终对他的逃学也表示宽容。关于逃学前后的事，布罗茨基回忆得很多、很细，在《小于一》中，他讲了自己对学校最深的印象，那就是风格上的单调、整齐划一，例如，每一个房间都用拉毛水泥抹墙，抹到顶上都有一条蓝线，他每每凝视着这条毫无理由地在那里的线，思考改变环境之难：每个建筑物都一样，但“我们的生活注定要在建筑物内进行。”

　　古列耶夫把一个诗人一生的碎片织到了一起。很多段落之间有蒙太奇式的切换，例如，在讲过楼上的电钻声后，作者就切到布罗茨基家里挂的一幅画：休伯特·罗伯特的《带水渠的建筑景观》，是从《星火》杂志上取下来，拿玻璃框镶嵌了挂起来的。这个细节的涵义很深，老布罗茨基显然也觉得室内太暗淡了。除了他自己拍的照片，还应该有些真正的光源，一些给沉闷单调的室内带来光芒的东西。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年2/3以上的时间是阴天，人们确实得好好想想，该做点什么来克服很容易涌上心头的忧郁与茫然。

　　确实，为这样一位诗人构建一段可视的少年往事是有意义的，仅仅用“家境一般，自幼萌发了写诗的热情”等等来描述布罗茨基，简直是一种亵渎。从文本中，可以看出纪录片的制作人如何沉醉在由布罗茨基牵动的那一整个时代和城市的氛围之中：低矮的天空、雾气昭昭的沼泽、冰冷的雨滴、潮湿的海风、短暂的日照、幽灵般稀少的行人，布罗茨基和父亲沿涅瓦河漫步，父亲教给他拍摄的技巧，他自己的头脑里刮着一场精神风暴。哲思被逼了出来，无法则的诗句在野蛮生长。布罗茨基最喜欢的姿势，就是拄着两臂在河边护栏上，静静地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下河水流淌。

　　布罗茨基因为主动炒了学校的鱿鱼（而非被学校劝退）而冒犯了学校，以及他那些师生们，之后的几段打工经历也莫不以他的主动离开告终。这种态度，在苏联的那个时代是很招恨的。他称学校为“卡夫卡式的世界”，然而，只要对一种体制产生如此的感受，他对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体制也都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印象，反过来，那些体制也会从这样一个人的行动和表达中感受到冒犯。在“卡夫卡式的世界”里，个体强烈地感觉到敌对、恶意、冷漠和傲慢，却找不到为此负责的人，犹如卡夫卡的《审判》中，K被宣判有罪却不知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何时庭审。权力对个体的有效控制，秘诀就在于保密。

　　从十八九岁起大量地写诗，到二十一二岁时在列宁格勒的文学社团里名声赫赫，布罗茨基的活跃引来了官方的敌意，最终导致了1962年因一桩“劫机密谋”，他被短暂地逮捕。事情的由头，决策的过程，都是说不清楚的，只能从总体上估计，体制看不顺眼这样一个主动逃学的年轻诗人由来已久了。我想说这里有一种互动：用卡夫卡式的眼光去看待被体制和权力的种种因素深深渗透的环境，就会给自己引来卡夫卡式的惩罚。布罗茨基在年轻时的照片里，始终是一副眼角略垂、抿着嘴唇的样子，明显早熟于同龄人，显得愤嫉，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在那个时代和社会气候下，单是这样一副神态，都可以说是有冒犯性的。

　　这些事后的回忆都很珍贵，也很真实。没有一个村民为自己当年的“有眼无珠”表达过后悔。在广袤的俄国大地上，布罗茨基的诗显然没有“下沉”到偏僻的乡隅，他的诗名仅限于文化上先进的列宁格勒。1965年5月他年满25岁之际，从列宁格勒来了许多人，带着鲜花来为他过生日，让当地的一名女法官大惑不解。他得到的待遇逐渐宽松，他可以见女友玛丽娜·巴斯马诺娃，也曾到他认识的年轻女子家中过夜。二十二年后，布罗茨基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各路记者来到诺林斯克，探访诗人当年的流放地，围着他寄宿过的房子咔嚓咔嚓拍照，但这事除了为寒冷的诺林斯克带来一座纪念馆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甚至下水道和自来水系统都没安排上。

　　在俄国的文学史家邦达连科看来，诺林斯克的一年半流放是布罗茨基生涯的决定性时期，“清淡质朴”的北方风景，给他的诗歌注入了无论是之前在列宁格勒还是之后在美国都无法获得的质素。古列耶夫则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游历、一次漫游……莫名的恐慌与狂热的好奇心展开了竞争，忠诚与背叛互相对抗，而自信也变得与孩童般的幼稚相差无几。”古列耶夫还为这段生涯配了两段卡夫卡的文字，它们分别出自卡夫卡的短篇《树》和《过路人》，两段文字都带有再鲜明不过的卡氏特征：叙议的语气是不确定的，前一句话被后一句话所驳斥，所推翻。雪中的树看似衰弱，却是推不倒的；黑夜中慌忙跑来的过路人，在种种猜想中消失不见。

　　古列耶夫更希望突出布罗茨基的“状态”。整个这部片子都在捕捉和呈现诗人每一时期的状态。在流放期间，布罗茨基获准在一本地方性的官方杂志上发表了两首诗，其一是《黎明时分的拖拉机手》，其二是《秋色》，这两首诗对自然风光的描写，看来被认为是“无害”的，至少与“现实主义”之类的主旨不冲突。“拖拉机和公鸡一起醒来，/公鸡和拖拉机/与发动机和犁铧一起醒来，/拖拉机手用斧子劈开寂静，//然后在及膝的晨雾中/隆隆作响地排开队列……”

　　1964年布罗茨基的庭审，被一位有正义感的女记者弗丽达·维戈多洛娃记录下来并传布了出去。就在布罗茨基在北方度日时，铁幕的那一边，西方的文化界传开了他的名声。1967年，一个美国出版商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自编和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集。当他与西方人士的来往增多，他在他自己的国家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这一点意思即便他本人不说，也会经由与他来往的人而流露在外。逃离，被遣送，与外国人通婚，在这三条离开苏联的途径之中，布罗茨基想要选择最理想的第三条。他那时有了一个美国女友卡罗尔·安舒茨。然而苏联移民局给了他当头一棒，只给他两个选择，要么移居以色列，要么去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到这里，个体同一个帝国的不平等较量才现出了它的本质。布罗茨基就像《城堡》中的约瑟夫·K，每当他觉得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面前就赫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惦记着他的人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也比他想象得更为居心叵测。当局决不容许他重温逃学时那样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骄傲，更不许他带着胜利大逃亡的爽快离开他的国家。1972年6月4日，当布罗茨基最终登上飞往维也纳（拟转机去以色列）的去国之旅时，他必须用留下一封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说，移民是他自主的选择，而非被狼狈地赶走。

　　他后来到了美国。比他晚一年多去国的索尔仁尼琴，对布罗茨基全无好评，他说布氏的诗“贯穿着彻骨的冷漠”，他说他要是在诺林斯克多待几年，诗风会完全不同。索尔仁尼琴也在美国生活，住在佛蒙特只有一千多人的小城卡文迪什，那里的小孩都知道，要保护这位《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在遇到有人打听索尔仁尼琴家怎么走的时候，要拒绝，或者指一条错误的路。而布罗茨基却像他的侨民前辈纳博科夫一样在大学教书。尽管文化立场截然不同，但布氏和索氏都在美国得到了一样天大的好处：无论写什么都能马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