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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报告》前言中讲到，世界面临着极端天气的加剧，热浪、野火、风暴和洪水留下满目疮痍，正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计，未来一些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或不可逆转的，发生极端和不可逆气候风险的可能性会增加，发生潜在极大不利影响的低概率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可能性同样增加的还有世界各地文化遗产因气候变迁而发生的不可逆损害。

　　以位于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闸为例，这座位于威斯敏特宫对岸的防洪工程，在1980年代刚建成时“存在感”并不强，平均两三年才需要执行一次关闸防水任务。但随着异常气候出现频率的增加，到二十年后的2001年它在一年内就关闭了16次。据英国科学界推测，预计到2100年，此闸一年需要关闭200次才能抵御超量的降水。令人担忧的是，泰晤士河闸很有可能挨不到2100年，因为河闸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如此高频率的自然灾害，为此英国学界在极力呼吁重新修建一个抗洪能力更强的水闸。

　　气候变迁与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也是一对重要矛盾。众所周知，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气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虽不及前文所提及的物质文化遗产那般严重但也同样不可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便受气候变迁影响极大，气候变化正使大量土著部落将失去自己的传统习俗、文化艺术及语言。有的地方为保存自己的文化习俗而不得不迁移，但有些偏远地区的小部落将会灭绝。一些少数民族在气候移民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可能导致本民族原有文化丧失，或发生畸变。

　　事实上，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给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影响早有认识。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就制定了《世界遗产公约》，用以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文化遗产保存环境。而在气候条件更加极端的当下，为达成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职能，各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做出努力来使遗产地获得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合力进行诸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的人为干预措施。以欧盟为例，欧洲各国政府与研究机构主导开展了“诺亚方舟”计划、“Climate for Culture”项目等，通过以未来气候状况预测模型为前提，对文化遗产的致灾因子和潜在损失进行分析的研究，以提升遗产管理者的适应性管理能力。

　　近年来受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有所上升，暴露于极端天气下的文物比以往更需要保护。为此，中国政府早在2013年便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其中明确要求“加强对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风景名胜资源以及濒危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同时，国家文物局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着力探索构建文物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汛期文物灾情信息报告与应急处置制度，出台《关于加强桥梁文物防灾减灾的工作意见》等文件，对特定类型文物应对极端气候提出了指导意见。面对气候变化，负责行使文物管理职能的政府自然有义务去制定新的文物保护政策，以便顺应自然环境变迁更好的改善文物保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