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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也完全从此消失了。在1453年，仍然有一些面积很小的拜占庭领土未被征服，并且在一些处于拉丁人控制之下的政权中，其主要人口还是由拜占庭人组成。如果我们说拜占庭帝国的存在于1453年就戛然而止了，这对它漫长的历史而言就显得不够公正。因为不但有拜占庭的遗民，更重要的是它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它们都挺过了那个时间节点并持续甚久。我们在本章中通过探究他们的命运，就能够知晓发生在拜占庭历史上最后一幕的情形，并了解拜占庭帝国给当地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首先，根据惯例，君士坦丁堡作为一座被武力攻取的城市，要遭受土耳其人长达三天时间的烧杀掳掠。但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在那些现存的情绪色彩浓重的记述中却语焉不详。不过考虑到城中百姓对这场遭遇的痛苦体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烧杀掳掠不管是实际进行了三天，还是被提前阻止，君士坦丁堡都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毋庸置疑，那些在交战中被俘虏的士兵都被屠杀了，所有百姓都沦为奴隶，并且城中的设施结构——特别是城墙一带以及周边地区——可谓损失惨重。而搬不动的资产则属于国家，因为奥斯曼苏丹曾经下令，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的手下不得侵犯这些东西。二世宣布把君士坦丁堡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但实际上到了1460年君士坦丁堡才真正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驻地。

　　至于发生在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身上的命运则不甚详赅。据绝大多数希腊文献记载，末代皇帝阵亡了，并且死得非常英勇。一些资料甚至还记载道，他摘下自己身上的王室徽标，以免在死后被人认出真实身份。而土耳其人的资料中则说他的尸体被人找到，头颅也被砍了下来，并带进王宫献给君王查看。鉴于皇帝的特殊地位，很难想象他死之后不会被人认出身份。然而，不管这位拜占庭皇帝到底是怎么死亡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得到公葬，因为史料中没有关于他墓地位置的任何记载。这肯定会导致众说纷纭，民间就曾出现了这样的传说：一位天使下来拯救君士坦丁十一世，把他变成一块大理石，并藏在一个山洞里面。如果哪天上天觉得时机成熟了，这位石化的皇帝就会复活并解放自己的城市。

　　奥斯曼苏丹亲自下令释放了所有幸存下来的拜占庭朝廷高官，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其中就包括极品文官卡斯·诺塔拉斯（Loukas Notaras）和他的几个儿子。卡斯·诺塔拉斯被命令把幸存贵族及其家人的名字写在一张名单上，从而方便帮助他们团圆，因为他们是被不同的土耳其士兵和官员俘虏的，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曾经有几天，人们以为卡斯·诺塔拉斯会被奥斯曼苏丹任命来替他管理君士坦丁堡。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据一些史料透露，这是由于卡斯·诺塔拉斯没有服从奥斯曼方面下达的某些命令，但最可能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包括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认为，如果把如此重要的责任赋予一个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人员，实在是有点不可想象。结果，卡斯·诺塔拉斯和他的两个长子以及几个女婿，连同其他一些拜占庭政府的男性高官，一起被奥斯曼朝廷处决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沦为了苏丹的奴隶，并被转移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阿德里安堡。卡斯·诺塔拉斯的另外两个女儿海伦娜和安娜，开始辛苦地筹集资金，准备赎回自己健在的亲人们。但当时等待赎回的只有她们的两个姐妹了， 而她们的母亲在前往阿德里安堡的路上已经去世了。虽然她们的父亲曾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开办的银行中存入了大笔财富，但由于首都陷落之后城中情况极度混乱，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暂时冻结，等待确认身份合法的继承人出现。然而海伦娜最终成功地筹集到了二世所要求的高额赎金，赎回了自己的两个姐妹。她们在1453年之后的几年之内获得了自由， 但她俩后来都成了修女。

　　一份残存的关于1455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当时君士坦丁堡城中大部分地方都被破坏且被废弃了。奥斯曼帝国需要把它恢复成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城市中心。此外，以前拜占庭帝国的居民也需要能够融入这个新帝国的社会结构之中。为了补充这座城市的人口，二世颁布了优惠待遇（这和4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采用的措施如出一辙）以吸引人们进城居住， 其中包括赋税减免政策。他还强迫难民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并保证给他们提供住宅，这对于那些原本就在城里居住的人口来说当然就是多此一举了。在拜占庭帝国陷落之后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实施着这些优惠措施。

　　虽然君士坦丁堡城中人口混杂，但其中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占主导地位。奥斯曼帝国还通过强迫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到君士坦丁堡安居，从而促进了城中人口的增长。据史料记载，这样迁居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量在5000 8000户之间。等到1481年二世执政末期，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一座城市（人口大约在6万7万之间）。这一数量在1492年之后急剧增长， 因为被从西班牙赶出来的犹太人来到了这儿，由此新添了大约3.6万名居民。二世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环境，并向城中补充适当的人口。下面的这些建筑情况体现了他的这种思路：在1459年之后，他在城中心的狄奥多西公牛广场（ 现在是老后宫）新建了一座宫殿，并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寺［法提赫（Fatih）寺， 在拆毁的皇家陵墓——圣徒教堂所在地］、一个室内市场［今天的“大巴扎”（Great Bazaar）中最古老的部分，也叫作“贝德斯坦”（Bedestan）］，以及新修了许多道路、桥梁、浴室和引水渠。除此之外，他当然还要维修城市的围墙，并把金门地区改造加固成为一个星型的城堡，这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都没有先例。此外，奥斯曼政府鼓励贵族们在君士坦丁堡投资修建， 这样就逐渐把这座城市改造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所宫殿。不过在一开始，奥斯曼帝国主要新修建筑并修复该城的基础设施。至于把城中的教堂和修道院——除了索菲亚大教堂之外——改造成寺的做法则发生在二世统治之后的时代。

　　1453年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二世占有了这座重要城市（因为君士坦丁堡举世闻名）之后， 为了避免奥斯曼帝国重蹈覆辙，他开始反思自己应当从拜占庭帝国灭亡中所汲取的教训。这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开始采取重要措施，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迈进，它把曾经帮助奥斯曼不断扩张的贵族的利益和权力逐渐边缘化，并置于皇帝一人的绝对控制之下。在埃于普（Eyüp）新修的寺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寺建于城外，它成为在君士坦丁堡地区新出现的第一座寺，这说明奥斯曼以前的贵族阶层不愿和这座城市扯上任何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是注定要被征服、抢劫并废弃的。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眼中，君士坦丁堡既是实现他治国新方略的现实之地，同时也可以帮助奥斯曼臣民们理解他的这种崭新的治国思路。奥斯曼帝国贵族阶级可以重新形成，并且可以从苏丹手下的被征服者之中直接产生，这样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来源于苏丹的恩赐， 自然也就会对他忠心耿耿。自此，奥斯曼帝国的新政权就在综合了不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奥斯曼苏丹一边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人口补充与改造，一边着手巩固自己取得的领土。在1453年之后的20年时间之内，这个地区内无论是拜占庭还是拉丁人统治的剩余领土都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 其中， 雅典在1456年陷落， 塞尔维亚在1459年陷落，米斯特拉斯在1460年陷落，特拉比松在1461 年陷落，米蒂利尼（Mytilene）在1462年陷落，内格罗蓬特在1470年陷落，卡法（Caffa）在1475年陷落。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意大利各共和国先前在拜占庭时期享有的特权地位开始急剧下降。意大利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的所有贸易活动都转移到了河对岸的佩拉区，此外，尽管威尼斯和热那亚先前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很快就和热那亚人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还是逐渐被削弱了。到了15世纪末，热那亚在黑海地区利润特别丰厚的贸易也已经萎缩了，而威尼斯的长远发展情况则要好得多，因为它虽然也经历了周期性的打击，但直到17世纪，威尼斯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重要商业伙伴。从14世纪50 年代中期到16世纪左右， 拜占庭帝国的政局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现在动荡的情况终于得到了扭转，这一地区重新回到了一个强大力量的统治之下。这个事实对拜占庭帝国留下的一些重要机构和制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些从拜占庭帝国遗留下来的古老秩序设法在奥斯曼政权统治之下寻找活路，这种趋势很快就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基督教会以及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贵族。现在教会和希腊贵族之间的联系变得十分紧密。由于君士坦丁堡在陷落之前，就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包围中成为一座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的孤岛，所以，至少从14世纪最后几年开始， 拜占庭的个人和机构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即自己是否要归顺并适应这些土耳其统治者。归顺并适应意味着不但可以继续拥有先前享有的特权和财产（正如许多修道院和城市一样），甚至还可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获得晋升的机会。因此在君士坦丁堡刚刚陷落之际，城中就出现了一群有钱有势的人，其中一些来自名门望族，另外一些则是新鲜面孔。这些人利用新建立的政权所提供的机会，通过投资商务企业而发家致富。他们肯定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就已经有了资金，但那时政局动荡，加上有来自意大利商人的大肆竞争，使得他们不愿动用这些资金。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社会结构以及商业模式，这些优势也让他们受到了来自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的青睐。这方面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二世的大臣托马斯·卡塔博勒诺斯（Thomas Katabolenos）。当时奥斯曼帝国实行的包税制、国家垄断行为（例如对盐的垄断）和通行税，都为这些人提供了赚钱赢利以及建立人脉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和那些从拜占庭归顺奥斯曼帝国并在朝中手握大权的显赫人物［ 例如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外甥梅希· 阿里· 帕夏（Mesih Ali Pasha）］有关联。因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最初几十年中，奥斯曼朝廷里身居显位的重臣之中不乏来自坎塔库泽努斯或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人。在这期间，他们官运亨通，因为越来越多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富人向他们交出赎金来换取人身自由。此外，很多贵族也从新近被征服的地区（例如摩里亚和特拉比松）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够在这里设法融入权力机构。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脱颖而出，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圈并向二世提议把君士坦丁堡恢复为牧首教区，从而可以强有力地吸引希腊人重新回到城中居住。于是在君士但丁堡陷落6个月之后，一名叫作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Scholarios）的修士被奥斯曼苏丹亲自释放（从而使他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效忠于苏丹）。奥斯曼苏丹宣布委任他为新的牧首，而他只需获得主教会议认可即可上任。苏丹给牧首授予了一些特权，但并不是把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机构，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规定。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有权管理正统教信徒并处理他们的法律事务，说明牧首这个位置最初至少还是享有一些特权的。在1453年之后的前几十年， 牧首可以不用交税。牧首的职责包括管理现有的教会和修道院资产（即经过奥斯曼帝国大规模的收缴活动之后剩下的那部分财产），并且在正统教内部实施家庭法管理。1453年之后，牧首的更替情况就很清楚地揭示了这里面的微妙关系：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前后出现了11任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本人就担任了其中的3任，而他后来的继任者中一名叫作西米恩的也担任了两届牧首。

　　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第一任正统教牧首，他的事迹在人们的传说中已经被蒙上一层神话般的光环。实际上，他在担任牧首（他曾经辞职3次，分别是在1456年、1463年和1465年）期间，既要遵从（经常更换的）苏丹的旨意，又要应付希腊贵族给他施加的压力，因为教会从希腊贵族（阿肯提斯）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要支持。也就是说他要探索出一条能够成功渡过这条危险水域的道路， 而这样的任务显然太过艰巨，并且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于是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对自己的教会人员采取了一种宽松纵容的态度——当然，如果要让正统教信徒们团结起来，这也是必须采取的基本步骤，但这就触怒了许多以前支持他的人们。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在这一重要时刻显示出了他灵活应变的能力，例如他允许那些失去配偶（或以为配偶已经死亡）的人们可以续弦再娶。因为这位牧首已经逐渐意识到，教会不可能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自存在。事实上，在某些时候， 教会信徒们甚至觉得教会其实代表的就是奥斯曼政权，并且教会还承担起了团结人民的作用。然而，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们一样，都认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已经预示着他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1492年标志着第7个千禧年的结束，而这意味着人们必将面临所谓的“末日审判”（在492年左右发生过类似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正统教的“纯洁性”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当然，奥斯曼政府是支持正统教宣扬这种思想的。当那些以前属于拜占庭而后来属于拉丁人的领土被征服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就迅速在这些地方重建了正统教的教会结构。而牧首也颇具时宜地宣布断绝了和西方教会的一切联系。

　　在吸引人口搬迁到君士坦丁堡这个直接目的达到之后，尤其是当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70年代发动的一些军事战争所消耗的资源与日俱增时，这些因素都造成牧首最初能够享受的一些特权待遇逐渐开始受限。此外，更重要的是，以前关于奥斯曼政府和基督教牧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调整的状态当中——主要体现为牧首和苏丹之间的私人关系，但现在这些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固化，奥斯曼政府强制性地规定牧首在获得特权之时， 必须每年支付固定数额的税金。这笔税金最初只是偶尔在教众中收取，但后来渐渐演变成一种惯例，被强行摊派到正统教信徒身上，他们就是“卡诺尼康”（kanonikon），一个从拜占庭时代就存在的基督教徒群体。此外，奥斯曼帝国还要收取管理教会和修道院的费用、市场税，并且在特殊日子还要收礼（例如在举办了婚礼庆祝仪式之后）。但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征税的额度越来越高， 牧首们也发现这些赋税越来越难收取。于是， 体现阿肯提斯作用的关键时刻到了。阿肯提斯通过帮助教会人员贷款交税的方式，开始成功地插手教会的管理事务， 他们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左右牧首的人选。由于阿肯提斯主要是希腊贵族， 因此正统教也就仍然算是一个属于希腊人的组织机构。

　　显然，二世对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从小就在权力圈中长大（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曾考虑让位于他），并且他在21岁的时候就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二世似乎非常尊重拜占庭的神圣物品和遗留文物，他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放入国库，并且根据一些不太可靠的传说，他还特别崇拜一张圣母图像。此外，他还在王宫中建立了一所希腊档案馆（ 但直到1520年才出现了用希腊文写作的正式），收集了许多他雇人抄写的手稿，从而扩充王宫的藏书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有一位叫作克里托布罗斯（Kritoboulos）的宫廷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了一部相当于拜占庭皇家历史的作品，只是他把主角换成了当时的奥斯曼苏丹。许多希腊作家大肆赞美二世，极尽赞颂之能事，其中所用之词，就和他们以前为拜占庭皇帝们歌功颂德时使用的字眼完全一样。二世在执政的最后10年之中让一位威尼斯画师进入了他的宫廷。这次召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真蒂莱·贝里尼那幅著名的画作，现在珍藏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它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的雄才大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世界交汇在了一起。二世的继承者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Ⅱ，1481~1512年在位）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欣赏拜占庭或威尼斯艺术，事实上，他还把自己父亲的这些艺术收藏品拿去卖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聘请重要的文艺复兴人物来帮助自己进行建设，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俩人都被他请来设计伊斯坦布尔的桥梁，不过这些艺术构思最终没有付诸实现。

　　如果光凭这些历史小插曲就认为奥斯曼帝国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世界能够和平融洽地相处下去，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了。拜占庭帝国的覆灭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显然给整个基督教世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人文主义者哀叹珍稀手稿的大量流失，将其比喻为荷马和柏拉图的“再次离世”。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发现自己现在的居住地正在面临奥斯曼帝国扩张威胁的人，例如意大利和匈牙利，只能是满怀惊恐地揣测这些土耳其人下一步的侵略矛头将指向何方。到了1480年， 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奥特兰托（Otranto）的时候，情况就显得更是如此。虽然这次危机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奥特兰托在第二年就被那不勒斯重新夺取，但我们可以想象，在离罗马仅400英里（约640千米）之遥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座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基地，这个事实会让当时的人们陷入何等惊恐的境地！

　　在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奥斯曼帝国形成的威胁，以及如何从中吸取教训方面，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拜占庭难民和其他一些幸存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一些威尼斯水手砍断横在金角湾水面的铁链，并趁着奥斯曼士兵攻入该城时造成的混乱局面，成功地穿过封锁障碍时，大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蜂拥而至，登上了威尼斯和热那亚派来的船只。他们就这样乘船到了希俄斯岛和克里特岛，然后很多人又从那里到了意大利，其中一些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包括帕里奥洛格斯、坎塔库泽努斯以及拉斯卡利斯等家族的后人。贝萨里翁以前是拜占庭帝国在尼西亚地区的大主教，后来他皈依了罗马教会。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之下，人们很快就开始酝酿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运动来夺回君士坦丁堡。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在他积极地组织和推动下，于1459年在曼图亚（Mantua）召开了一次冗长的宗教大会。来自全欧洲的各国代表们在一起讨论了8个月的时间，而贝萨里翁和教皇终于让他们相信：如果不制止奥斯曼帝国的进攻行为，意大利和匈牙利就会重蹈覆辙，很快也会被土耳其人征服。经过他们的努力，与会代表们原则上对于这次十字军行动的后勤保障和细节安排达成了共识，但事实上这些方案一直没有付诸实践。教皇和贝萨里翁俩人坚持不懈地通过宣传鼓动来促成这次行动，而当时由于出现了印刷术，这使得他们可以用比以前更轻松的方式发出号召、宣传并组织十字军东征。在1461年， 庇护二世甚至给二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件，在信中他既赞扬了这位苏丹的美德（甚至将其和君士坦丁大帝相提并论），同时又谴责他迫害信奉基督教的子民的行为，并敦促他赶紧皈依基督教，从而获得不朽的光荣。但这封信是否真的送出去了都让人值得怀疑。1464 年， 庇护二世在筹备一场小规模的十字军东征时在安科纳去世，而他所付出的这些努力也随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

　　贝萨里翁给拜占庭难民中一些最著名的人士提供了资助。例如，托马斯·帕里奥洛格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兄弟以及摩里亚地区的共帝， 于1465年在罗马去世） 的子女正是被贝萨里翁所收养。安德鲁、曼努埃尔和佐伊三人可以从教皇手中领取一份薪金，并且贝萨里翁在有生之年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他还安排佐伊［她改名为索菲娅，后来成为伊凡四世（Ivan Ⅳ， 绰号“恐怖者”）的祖母］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但贝萨里翁不仅仅是一名教士，一位十字军东征的鼓吹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从15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 他和另一名重要的流亡人士——来自特拉比松的乔治，就柏拉图是否比亚里士多德优秀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贝萨里翁为柏拉图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辩护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他挚爱的老师普莱桑的作品进行辩护，在这篇文章的帮助下，他成为这场论辩的胜利者。贝萨里翁虽然自己没有创作出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作品，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资助并培养了一大批流浪在外的拜占庭学者，帮助他们在意大利立稳脚跟。自14世纪晚期以来，意大利十分需要能够教授希腊语并誊写珍贵手稿的希腊教师。于是在当时，拜占庭学者的谋生之道既可以选择作为教师，也可以选择作为抄写员，为那些富裕的人文学家抄写他们珍爱的手稿原本。此外，他们还可以把重要的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然后把这些资料的原文和译本一起交付印刷。在这方面，虽然最早的印刷作品不是出自威尼斯，但一些更出名的精美的早期印刷品肯定是在这里制作出来的，它们在拜占庭流亡人士的投资支持下，出自威尼斯的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 Manutius）印刷厂。这些印刷品中最让人惊叹不已的成就，就是在1495 1498年出版的希腊语版本的四卷本亚里士多德作品集。

　　威尼斯由于对希腊文本的重新关注，而被称为新雅典，贝萨里翁则把这座城市称为拜占庭，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威尼斯已经成为大多数拜占庭难民选择聚居的地方。到了1479年， 其希腊人口估计已经达到了4000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处于威尼斯控制之下的希腊领土上，例如克里特岛、摩里亚和内格罗蓬特。而且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学者而已。一群主要由希腊轻骑兵组成的队伍，被称为“斯爪迪倭提”（stradioti），最初被威尼斯派去摩里亚以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从15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威尼斯征服意大利的战场上，其中一些人出身于拜占庭的名门望族，包括来自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后人。到了15世纪末，威尼斯的希腊人已经被允许可以组织属于自己的一个团体，即圣尼科洛学校（Scuola of San Nicolo）。几年之后，他们还被准许在城中修建了一座希腊教堂，即希腊圣乔治教堂（San Giorgio dei Greci），并且保留至今。贝萨里翁在15世纪的两次捐赠改变了威尼斯的文化景观： 一次是在1463年， 他留下遗嘱把一个盛放着真十字架的重要圣物箱进行了捐赠； 另一次是在1468年， 他把自己收藏的大量手稿，包括482份珍贵的希腊语作品和264份拉丁语作品，全都捐给了威尼斯。至今为止，这些历史遗存都一直是马尔恰那图书馆的核心收藏物。

　　上面的这些行为都激发了人们寻找更多希腊手稿的热情。于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人们就到以前的拜占庭领土去考察、搜寻。例如在15世纪90年代，贝萨里翁的一位门生詹努斯·拉斯卡利斯，就曾到君士坦丁堡购买希腊手稿来充实美第奇图书馆的资料。此外，人们感兴趣的不仅仅只是文稿。例如，拜占庭圣像——特别是微型马赛克图画——似乎特别受到人们的追捧。我们在15世纪的一些藏书清单中找到了这方面的资料，例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以及后来的教皇保罗二世的藏书单。克里特岛属于威尼斯管辖，其居民主要是正统教信徒，这儿的画师和作坊整天忙于创作艺术作品，不仅是为了满足本地市场，而且面对的客户遍及整个意大利地区。我们手里有一份来自1499年的合同，上面显示有人订购了700件艺术品用于出口远销。拜占庭艺术品虽然从未像古希腊或古罗马艺术品那样受人追捧，但仍然值得人们将其作为珍贵的艺术品加以收藏。

　　在16 世纪初，那些在欧洲流亡的拜占庭人、他们的后裔以及学生们带有政治色彩的人文主义作品——例如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诉求和诗歌——让与拜占庭帝国相关的问题在欧洲依旧活跃。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东方基督教国家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 例如莫顿和科伦在1500年陷落， 莫奈姆瓦夏在1540年陷落， 希俄斯岛、纳克索斯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则在1566年陷落。虽然情况紧急，但此时的欧洲国家正在忙于相互征战，根本腾不出时间组织一场十字军运动来对付土耳其人的入侵。但是， 当塞浦路斯也在1571年陷落之后，威尼斯感觉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于是威尼斯与西班牙组成了神圣联盟，并且就在同一年，教皇的军队和常规舰队在勒班陀战役中击溃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得胜的士兵之中就包括塞万提斯，他在自己的作品《堂吉诃德》中这样描述取胜之后的激动心情：“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匍匐在地，以为土耳其人在海上战无不胜， 这时他们才猛然醒悟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但这次胜利并没能改写当时的政治格局， 到了1573年， 威尼斯已经和奥斯曼苏丹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 但等到它在爱琴海上的最后一个重要领地克里特岛也落入敌人之手时， 威尼斯才意识到大势已去。不过， 此时的克里特岛却经历了一段伟大的艺术繁荣时期，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 克里特岛的文艺复兴”。岛上出现了很多用希腊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一时期最出名的人物却出现在一个有些偏远的地区， 此人就是画家多米尼克斯·希奥托科普罗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os），他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他最重要以及最成熟的艺术作品不是在克里特岛上产生的，而是创作于意大利以及更偏远的西班牙，因为他在1577年之后就定居于此。这段艺术上的繁荣时期却是在面临严重威胁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这一点可以从后面的史实中得到验证：当时人们在克里特岛上维修或新建了巨大的军事防御工事，这些工事至今仍然存在于海拉克里恩（Herakleion）、哈尼亚（Chania）和罗希姆诺（Rethymno）等地。

　　虽然在勒班陀战役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兴趣研究拜占庭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对拜占庭帝国进行学术研究的热情却一点也没有衰减，例如在很多欧洲城市都掀起了学习希腊语的热潮，人们抄写、复制或印刷了许多经典的手稿，此外，搜寻拜占庭手稿以补充皇家和王室图书馆的现象也与日俱增。除了对希腊文本中人文主义的传统研究兴趣，另外两个原因也促进了人们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最近几年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断攻城略地而形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土耳其人恐惧症”，因此他们尤其关注拜占庭基督徒们何去何从的问题。另一方面，德国正在开展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些首脑人物，把正统教会视为可以帮助自己对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盟友，因此也对研究拜占庭的传统兴趣甚浓。例如马丁·路德本人就很同情正统教，他认为正统教的做法更接近于古代教会的传统习惯，而梅兰希通（Melanchthon）则努力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取得联系。德国教会和正统教会互派了使节，但很快双方就发现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差异。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圣像崇拜，这可是正统教在圣像破坏运动时期就一直倾尽全力加以维护的传统，而这种做法却被德国的新教徒们视为偶像崇拜。虽然直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正统教和德国新教在许多信仰观念方面还是存在很大差异，不过总体而言，双方的相处还算和睦。

　　在这种背景下，赫罗尼姆斯·沃尔夫（ Hieronymus Wolf） 就成为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 在1548 年之后， 他在为贵族家族——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Fugger）——服务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拜占庭历史学家们的作品。事实上，正是沃尔夫创造了“拜占庭的”这种说法，以此来概括东罗马帝国的文化特征，因为“希腊的”已经日益变成指代古希腊历史和文化的专有表达，而拜占庭人自称是“罗马人（的）”的说法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显然也不可能得到认可。沃尔夫主要通过雇用希腊人抄写手稿的方式，为他的雇主收集了大量关于拜占庭的资料，大部分这些资料今天都能在慕尼黑找到。虽然沃尔夫未能完成创建一个拜占庭帝国文本资料库的宏伟心愿，但他认为拜占庭历史具有独特研究价值这一想法，对于拜占庭研究在欧洲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几代人的发展之后，沃尔夫先前所做的工作在法国被人重新拾起，并以一种无论在条理还是在效果上都更优秀的方式继续开展。在“太阳王” 路易十四（Louis ⅪⅤ）统治之下，由于朝廷一些最有权有势的人物——如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和科尔贝（Colbert）——表示支持，法国进入了赞助艺术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一个受到赞助的领域就是对拜占庭文本的编辑工作，这些作品由政府出资， 并交付给位于卢浮宫的皇家印刷厂制作。从17世纪40年代到1711年，大约有34卷作品交付印刷（ 被称为“ 卢浮宫的拜占庭资料”），它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覆盖了整个拜占庭历史时期的内容。此外， 拜占庭艺术品也成为皇家收藏的对象。法国人收藏这些拜占庭物品的文化价值也自动凸显出来，因为这些收藏品让法国朝廷名声大振，一跃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中心。法国人对拜占庭如此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虽然我们不应当对它过度夸大）是法国国王和拜占庭王位之间具有某种微妙的联系，这要追溯到1204年之后建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以及更近一些的发展历史，例如帕里奥洛格斯王朝最后一位合法继承者曾把拜占庭的权力许诺转让给法国国王。查尔斯·迪弗伦（Charles du Fresne，1610~1688），对于法国发生的这场拜占庭研究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探究拜占庭历史，尤其关心法国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黎凡特地区的存在情况，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但他的成果促进了“拜占庭”这种说法的接受程度，同时也提升了拜占庭帝国在历史领域的研究地位。

　　当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后，他们对拜占庭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拜占庭帝国内部基督教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带着帝国特色的独裁统治，影响了欧洲人文主义者对拜占庭的积极评价，也让他们对自己的拜占庭老师不再心存感激。这一时期包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重要思想家喜欢把任何事物都贴上中世纪的标签，他们认为拜占庭只是一个荒谬而又落后的国家，它的千年历史丝毫不足以令人对其另眼相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真正难能可贵的人物——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他改变了当时甚至包括现在的人们对拜占庭帝国的认识。他撰写了不朽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 ~1788），这部史书虽然风格优美、知识权威， 但却完全摈弃了拜占庭文化， 根据吉本自己的说法，此书阐述的是“野蛮行径和宗教信仰取得的胜利”。尽管吉本只是对6世纪之后的拜占庭历史进行了极度浓缩，但他的观点还是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人们对拜占庭历史的看法。虽然这位启蒙时代的重要人物创作的这部史书可能只是对他自己生活时代的大英帝国进行评论或影射，但在后来的拜占庭历史研究中，没有哪部作品——无论是以褒扬还是贬损的口吻—— 可以对吉本避而不谈。吉本对拜占庭历史研究造成的最糟糕的影响是他让后人几乎不可能再严肃对待这一话题。人们怎么可能严肃对待一种带有如下特征的文化呢？吉本这样描述道：“（拜占庭人）在他们苍白的手中握着先辈们创造的大量财富，但他们并没有继承先辈们创造并改良这些神圣财富的那种精神风貌。他们也阅读、讴歌并编撰整理，但他们疲惫的灵魂似乎同样无法进行思维并采取行动。在10世纪的革命时代，他们没有作出任何一项可以维护人类尊严或促进人类幸福的发现。”

　　19 世纪出现了新的发展形势。希腊独立战争（1821 ~1832） 使欧洲人关注到了以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疆域里所发生的领土变化情况，以及其中基督教徒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 但拜占庭帝国本身， 根本就算不上这场被人们称为“ 希腊独立主义”所关心的内容。现代的希腊人直接就和远古时代的祖先们联系起来，中间完全不需要这样一个因被吉本贬损而令人尴尬的过渡阶段。然而，应当不是巧合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另一个人的作品， 并且也越来越受人重视，那就是博恩的文集。这并非巧合， 文集中囊括了50卷从1828 1897年出现的研究拜占庭的文献资料，奠定了对拜占庭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1897年，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Krumbacher）在慕尼黑大学占据着拜占庭研究的头把交椅； 此后不久， 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中心争相仿效， 相继出现在欧洲各地。1919年，在我工作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撰写了大量关于拜占庭的文章，并首次担任科拉伊斯讲座教授（koraes chair，研究拜占庭历史与近代希腊文化），这一职位以及拜占庭研究一直持续至今。这门年轻的学科在全世界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出版了大量的专业书籍、期刊和杂志， 还为此经常举行国际研讨会议。例如2011年在索非亚召开的国际拜占庭学大会上，就有一千多位代表出席。

　　今天人们对拜占庭的解读方式多种多样，并且这些观点之间经常相互抵触。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可能是拜占庭具有所谓的特殊性，因为它漫长的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基本发展进程不相吻合。例如，拜占庭在5世纪并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进入衰落时期，而西方世界在拜占庭日薄西山的中世纪晚期，却正处于冉冉上升的发展阶段。这样一来，无论是在学术探索还是日常讨论之中，人们在涉及欧洲的历史问题时都很容易忽略拜占庭的存在。但研究拜占庭问题的专家以及那些来自正统教国家的知识分子们，经常对拜占庭所遭遇的这种冷遇地位打抱不平，可惜他们的疾呼并不足以扭转这种发展趋势。不过，拜占庭历史的特殊性有时也能给它带来好处。最近一些关于拜占庭主题的大型展览活动（例如于1997年和2004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或于2008年和2009年在伦敦的皇家美术院举办的展览活动）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活动突出了拜占庭的东方特性，强调了它的穷奢极侈、异国情调以及神秘色彩，但观众们似乎很喜欢观看这样的展览。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拜占庭所产生的这种印象，和拜占庭这种说法在英语表达中所引起的最常见的联想并没有多大差别。威廉·巴特勒·叶芝（ W.B. Yeats）在1928年所创作的诗歌《驶向拜占庭》（ Sailing to Byzantium）中，以这样的诗句开头：“那不是一个适合老人居住的国度。”叶芝在诗歌中强调的是拜占庭帝国的精神世界， 但同时也开创了一个研究拜占庭手工艺术的独特视角，因为他在后面创作的一篇作品中表述道：“在拜占庭帝国的早期阶段，可能在人类的整部文字历史中也算得上空前绝后，人们的宗教、艺术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其中建筑大师和手工艺人……既要照顾普罗大众的生活需要， 又要考虑少数个体的审美需求。”

　　在小说创作中，那些和拜占庭主题相关的作品从未拥有过广泛的读者群。虽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创作的一部中世纪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980）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后来创作的另一部小说《波多里诺》（Baudolino，2000）却未能再续传奇，后面这部作品中的主角是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克塔斯· 蔡尼亚提斯。罗伯特· 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作品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先前一部描写人们熟悉的早期罗马帝国的作品《克劳狄乌斯自传》（Claudius，1934）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后来创作的关于查士丁尼时期的作品《贝利萨里乌斯伯爵》（Count Belisarios，1938）却反响平平。杰出的语言学家兼心理分析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作品《拜占庭的谋杀》（Murder in Byzantium，2004）创作时间更近，她的初衷是改变欧洲人对拜占庭的认识（“历史知识中的盲点”），因此在这部侦探小说中，她对安娜·科穆宁娜进行了多角度的描述。但这部作品似乎只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关注。

　　人们对拜占庭视觉艺术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转变。在文艺复兴时代，拜占庭的一幅绘画作品被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贬低为落后、僵硬、粗糙，以及表现不够自然的作品。他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我们明白他是在指责这幅画作没有使用阴影和透视手法。但这些拜占庭艺术品身上确切的特征，在20世纪却广受赞誉：拜占庭人喜欢把空间进行平坦处理，在作品中偏爱抽象手法而非关注光线反射情况……这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表现，甚至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都被认为是人们在表达自己对艺术作品中使用形象的普遍反对。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能够在拜占庭艺术和立体派或抽象表现主义之间找到密切的联系。这种富有成效的发现成为当今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即使如今出现了对拜占庭的积极评价，但并不代表它们能使主流观点发生转变。

　　那么，拜占庭今天到底该被如何评价呢？我们很容易在所谓的正统教世界、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发现拜占庭的踪迹，不仅是因为这些地方保存着拜占庭帝国的遗迹，而且也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学术圈和一般公众已经把拜占庭历史当成了自己民族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构建自己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内容。在学术界和艺术领域，拜占庭成为人们讨论的主题，并一直处于一种积极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之中。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在1966年拍摄的电影《安德雷·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就是以15世纪的宗教画师本人的名字命名的，详细介绍了安德雷·卢布廖夫创作的画像内容。或者以希腊画师斯泰利奥斯·费塔吉斯（生于1976年）为例， 他在作品中使用拜占庭的视觉语言来构建复杂精细的当代寓言故事。我们在得出结论之前，需要再思索一下拜占庭帝国的特殊性。由于我们目前讨论的大多数话题集中在西方世界，因此关于拜占庭的话题必然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东方帝国，虽然其地理位置和历史都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教世界的中间地带，但它对二者都抱着一种敌视态度，并且其漫长的历史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从而也让它不可能被任何一门民族史学视而不见，仍然保留一种深远且难以逾越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拜占庭是一个代表极权主义的神权国家，愚昧落后而又不思进取，它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保存了希腊文化并将其向周围的国家传播。另一些人则几乎把拜占庭视为具有乌托邦意义的诺亚方舟，认为它保存了基督教会的古俗，拥有一套完整的帝国机构和社会组织。尽管拜占庭的文献资料向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但拜占庭本身却绝不只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古老帝国：抛开它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制度的崇拜，我们发现拜占庭帝国其实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并且总是试图适应周围的环境。但只注意到这一点还不够全面。由于植根于一个早已逝去的古老世界，拜占庭帝国就像它的防卫城墙一样，虽然在火炮出现之前一直显得坚不可摧，但它缓慢的前进步伐显然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节奏了。当意大利城市开始引进选举制度，而英格兰开始采用陪审团进行司法审判的时候，拜占庭帝国里的一切事务还只是处于一个人——无论是皇帝还是牧首——的绝对统治之下。因此，正如身为学者兼政治家的西奥多·梅托齐特斯在14世纪所预言的那样，所有帝国都有一个创建、繁荣、衰落和灭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