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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有哪一座德国城市比海德堡受到过更多的赞美，也再没有哪一座城市比海德堡更当得起“德意志之心”的称号。歌德曾说，“我把心遗忘在了海德堡”。这座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小城，不仅因为内卡河畔的美景和山腰上的老城堡而博得游客的青睐，更因为举世闻名的海德堡大学成为德意志文化的重镇。建立于1386年，海德堡大学是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第三所大学（晚于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也是德国境内最早建立的大学。从建成之日起，海德堡大学就成为培育学术心灵的摇篮，从这里走出过哲学的领袖，包括黑格尔、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也走出过科学的先锋，诞生了超过五十位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这一串耀眼的名字中，马克斯·韦伯身处其间亦是毫不逊色。与马克思、涂尔干同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正是以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命名。韦伯的母亲来自于海德堡地区的望族，韦伯也在海德堡度过了他的童年、大部分学生生涯，海德堡也是他长期居住和任教的地方。韦伯生命中的三位“红粉佳人”，包括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和两位情人，也都是在海德堡去世。而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不像哥哥那样在多个城市间辗转，而是长期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就是以阿尔弗雷德·韦伯冠名。今天的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在贝格海姆校区的同一栋楼里，讲述着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和一段不平凡的家族故事。

　　今天，韦伯的墓就矗立在海德堡的“山庭”公墓。墓碑上刻着韦伯夫人为他选定的墓志铭：“世上再无这样的人；世间的一切不过尔尔。”后一句话出自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在这一作品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导下不断得到他所渴求的智慧与知识，同时也不断失去自我，乃至怀疑这一切的进步意义何在。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化身，尼采曾说德国的浪漫带着一种粗野。这正是德国思想界在十八、十九世纪根深蒂固的一种特性，黑格尔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韦伯更是如此：越是进步，我们失去的也就越多。马克思一边称颂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强大生产能力，一边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工厂对工人的剥削和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韦伯将理性化标记为现代社会的前提，又忧心忡忡于完全理性化的社会结构（韦伯重点谈到的是官僚制）会让社会丧失活力，落入“铁笼”（帕森斯语）。出于打破这种“铁笼”的需要，韦伯设想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领袖”的出现。韦伯不曾料到，这种构想很快酿成了苦果。

　　韦伯的这种雅努斯式心态是弥漫在青春期德国的一种普遍心态。韦伯出生于1864年，普鲁士对德意志的统一已经箭在弦上，俾斯麦的文韬武略使普鲁士的统一之路通畅很多，最终在1871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虽然韦伯的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派，甚至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一称号，但韦伯对于魅力领袖的憧憬同样是他政治理想的重要一部分。一战后，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韦伯加入了魏玛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当时的委员会里有着各种政治派别，在艾伯特总统的领导下，魏玛宪制被设计得相当复杂。韦伯对于这种极其理性化的官僚机器充满警惕，因此，在他的力主下，魏玛宪法赋予了总统一职相当大的权力，韦伯设想总统可以超越议会直接代表民意，并在议会无能的时候成为推动进步的真正力量之源。可以说，韦伯将自己对于“克里斯玛型领袖”的想象在这一刻凝聚在魏玛共和国总统这一角色上。同时，韦伯坚持在宪法里加入第四十八条“紧急令”条款，赋予总统宣布紧急、并越过议会采取紧急行动的权力。天意弄人，这一条款后来被希特勒的纳粹党利用而建立独裁统治。韦伯未曾料到，一战后民族主义情绪炽盛的德国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容克军官兴登堡做总统。1934年纳粹党利用“国会纵火案”说服了兴登堡，兴登堡签署《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该法令是这样开头的：“为了抵御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参考德国宪法第48条第2段，颁布以下命令。”其内容实际上废除了民主制度，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多项政治自由与权利“停止适用”，“故对人身自由权、权，包括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邮政、电报和电话隐私权的限制得以允许，若未另外声明，根据传票搜查住宅、没收财产及对财产加以限制亦不受法律约束”。

　　因此，有学者戏言，韦伯的早逝或许是一种“幸运”，这避免了韦伯不得不直面纳粹党的崛起——部分地由他自己酿成的苦果。甚至有学者直言，韦伯的“早逝”确保了他在科学万神殿中的位置——这话影射的正是韦伯的同事兼竞争对手，维尔纳·桑巴特。桑巴特由于影影绰绰的亲纳粹和反犹立场，在现代社会学领域几乎湮没无闻，只有思想史学家还会对他青眼有加。桑巴特生于1863年，比韦伯长一岁，同样是在柏林开始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也都从施莫勒那里得到指导和“帮助”——姑且称之为前辈的“帮助”。桑巴特早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对于《资本论》的解读也曾得到恩格斯的称赞，但很快，桑巴特认为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起源时遗漏了重要的“精神性”因素。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出现的关键是从需求满足型心态转变为逐利心态，其中特定人群的企业家精神至为重要。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指出了地中海城邦和威尼斯商人的角色，在1911年出版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中直言犹太人的逐利欲望驱动了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是在这条战线上，韦伯和桑巴特进行了长期的辩论，首先是哪个群体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了贡献：韦伯说是新教徒，桑巴特则说是犹太人；其次是谁对这种“唯心主义”解释版本拥有优先发现权。1904年首次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韦伯就已经颇有些底气不足地宣称这种优先权，他只是在脚注里宣称自己的想法来自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课堂上表述过的内容，并且后来不断否认自己受过桑巴特的启发。克斯勒认为这种辩驳不会有结果，因为韦伯拿不出实际证据。

　　从后世引用的情况来看，无疑是韦伯赢了，但桑巴特在世的时候，桑巴特才是那个德国学术界的执牛耳者。桑巴特逝世于1941年，曾继承施莫勒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主席一职。但桑巴特的政治立场一直很成问题，这也导致他的身后声名饱受争议。他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受到两种极端的评价，一部分犹太人认为桑巴特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归于犹太人是对这一群体的褒扬，桑巴特还为此得到美国犹太人协会通讯会员这一荣誉，另一部分犹太人则认为桑巴特将犹太人描绘成贪婪成性、专门放高利贷盘剥他人的守财奴形象，强化了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弗兰茨·欧本海默正是这样认为的：桑巴特就是反犹主义立场。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桑巴特对犹太人的描绘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认可和青睐。纳粹党渐成气候之后，桑巴特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来阐述社会理想，这本书的学术成分不高，可以说是德国历史学派所一贯持有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宣传手册。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之后，部分党内高层也曾兴奋期待这位学界巨擘成为纳粹党的金字招牌，但吊诡的是，桑巴特很快在1936年解散了社会政策协会，避免这一德国规模最大的社会科学家联合会为纳粹党所利用。

　　桑巴特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中大力鼓吹一种“德国社会主义”，声称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需要一种包含“德意志国家精神”的“社会主义”来为民族创造未来。如果看看韦伯早年的《民族国家与民族政策》和一战后的通信，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蛛丝马迹——韦伯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少多少。然而，我们必须避免刻舟求剑式的鲁莽判断。那个时代，经过两个世纪的追求，德国才找到自己。李斯特为了德意志的统一和富强奔走终身，歌德高喊“德意志在哪里？我找不到她！”统一后的德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也无法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历史，仿佛刚走入青春期，热血狂躁，急于为自己找到位置。韦伯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底色之上也难免涂有一丝对强权领袖的盼望。

　　另一位试图引导德国的思想界巨匠是斯特凡·格奥尔格。韦伯的人生已经相当多姿多彩，格奥尔格的人生路更是不遑多让。格奥尔格被誉为“歌德以来，写诗最好的德国人，尼采以来，活得最纯洁的德国人”。他1868年出生于德国西部莱茵兰地区的一个葡萄酒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过人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语言天赋。成年后的格奥尔格过着相当潇洒的生活，围绕他自己组建了著名的“格奥尔格圈子”，其中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和朋友，有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比如曾写出历史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康托洛维茨。韦伯也曾一度与这个圈子过从甚密，但很快退了出来。根据施鲁赫特的说法，韦伯并不喜欢格奥尔格那种具有相当程度个人崇拜的圈子文化，其中弥漫着一种若有似无的精神寄生关系，但是，韦伯也从格奥尔格圈子那里获得了大量关于克里斯玛型支配类型的灵感——韦伯将格奥尔格圈子视为克里斯玛型组织的一个典型。格奥尔格用一种古希腊式的酒神文化统领他的圈子，并在他与弟子之间也培养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关系。没错，格奥尔格是个同性恋者，并认为对于年轻美男子的爱慕是人类最神圣的一种行为。在圈子里，他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也正是由于这种风格，有时很难说那是一种纯粹的恋爱关系，这也成为格奥尔格后世争议的一个焦点。

　　格奥尔格的诗歌作品风格明确，充满贵族气质和古希腊精神，同时很多作品也饱含着对强大德意志的呼唤和对一个“秘密德国”的向往——虽然他祖上是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搬到德国西部。“秘密德国”既是他的一首诗的名字，也是他创建过的一个神秘精英组织。在“大师”和“弟子”们眼里，“秘密德国”不曾存在，当下也无，却“永恒存在”，那是一个美学意义上至高无上的国度，精神高贵，诗歌和哲学将引领民族前进。在格奥尔格的指导下，前面提过的康托洛维茨曾写过《弗里德里希二世大传》——据说，这本歌颂德意志皇帝的厚厚传记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心头好。纳粹党也的确向格奥尔格发出过正式邀请，还想设立一个以格奥尔格命名的诗歌文学奖项，但都被他拒绝了，格奥尔格迅速逃到了瑞士，不久就在那里去世。尽管格奥尔格圈子对德意志精神的呼唤、对魅力人物的无限向往都让很多纳粹人士引为楷模，但很多人忽略了格奥尔格圈子的精英主义和欧洲主义倾向。看看格奥尔格圈子崇拜的人物，实际上是超越狭隘德意志概念的那些人。格奥尔格圈子与纳粹的张力后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斗争。康托洛维茨193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秘密德国”的报告，直斥拥护纳粹的青年；格奥尔格有三个亲近的弟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施陶芬贝格兄弟，他们在1944年筹划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但行动失败，施陶芬贝格兄弟被枪决——枪决前，他们高呼“秘密德国万岁”。

　　本文所谈到的三位主要人物，韦伯、桑巴特和格奥尔格，都或多或少经受了要为纳粹崛起负部分责任的指责。二战后，这种“精神清算”铺天盖地，将黑格尔、尼采都一并列了进来，其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德国思想史的每一部分似乎都以某种方式要为这种灾难负责。幸或者不幸，韦伯都不用亲身经历他的朋友桑巴特和格奥尔格后来经历的那些“糟心事”。在韦伯最后的十年里，他一边为德意志的民族事业和自己的学术事业殚精竭虑，一边在自己的情感生活里释放激情。除了早早结婚的玛丽安妮之外，韦伯长期和米娜·托布勒保持着关系，后来还疯狂地爱上了艾尔泽·雅菲——这位女士，同时与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这对亲兄弟保持着恋人关系，而艾尔泽·雅菲的合法丈夫正是埃德加·雅菲——和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桑巴特一起编纂《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的同事，也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海德堡的同事。即使在已经移风易俗的今天，韦伯与情人们的关系恐怕依然令人瞠目结舌。大度的韦伯夫人似乎接受了这一切，韦伯去世后，三位女士组成了“遗孀军团”，一起生活在海德堡，最后都逝世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