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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制的起源可追溯至12世纪，虽然其间部分因内部的破坏而有过低谷期（主要是美第奇家族在1434年至1494年以及1512年至1527年的统治时期），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社制一直存续至1530年。1250年，资产阶级把自己划分为二十一个政治-军事领土单位，大部分贵族被排除在外。这种所谓的平民首领制反映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其中工匠和商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公会逐渐获得了权力。从1266年第二个平民政权开始，七个最有声望的行业公会成为城市治理的支柱，其他十四个小的行业公会则处于从属地位。与此同时，贵族失去了公民权，或不得不放弃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来确保公民权。公职和工作在公会之间进行分配，有些根据各行业的重要性分配，有些则基于更为开放的原则分配。非公会的社会群体（贵族、城市工人阶级82以及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被边缘化了，妇女则完全被排除在外。佛罗伦萨统治下的其他托斯卡纳城镇的居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他们无法获得中心城市的公民身份。佛罗伦萨的“平民”包括两层含义：（1）在法律层面上，它指的是所有因归属一个公会而拥有公民身份的人；（2）在社会层面上，它指的是小公会的中产阶级和城市下层平民中的“民众”。

　　自1282年起，首长会议成为城市的主要执政机构，接近现在所谓的“市议会”。其成员依据配额来自不同的公会。首长会议包括八名执政官和一名正义旗手（或城市领袖），和两个分别由12名贤人和16名联盟旗手组成的协助委员会。首长会议在外交政策上代表共和国，管理共和国的行政，并做出新的立法提案。它也召集公社大会和平民大会开会，这两个立法委员会各自都有几百名成员，理论上由这两个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通过新的法律，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裁决。在若干场合，这两个委员会都丧失了一些权力或者发现自己被绕开了，但是它们始终坚守自己的职能，直至1494年一个单一的、有着威尼斯风格的大议会建立。与其雅典前身不一样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赋予公民大会重要的正式角色。这个机构不定期开会，也不受任何正式程序的限制，而主要就赞同危机管理措施、政变或者政权更迭进行鼓掌表决。虽然这种共和国制度持续在细节层面得到修正，但是直至15世纪末，其总的框架仍大致保持不变。除了顶层家族间的竞争和在外交政策（在战争时期）上的冲突外，政治争论主要围绕着对财富的征税、对不同行业公会公职的分配以及决定选任官员是用抽签方式还是用其他方式展开。

　　（1） 第一步是确定哪些公民（那些来自二十一个政治上被认可的公会的成员）有资格参选。在每一个城区，专门的委员会依据非常具体的标准草拟第一份名单。起初，这种操作通常不会授权一个普通的民间机构来做；相反，这类事务由各种公会（或者诸如圭尔夫派这样的团体，其主要家族在13世纪晚期曾设法把吉伯林派驱逐出去）内部运作。这种体制合法性来源的倍增和随之而来的统一主权的缺乏是中世纪公社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形只会非常缓慢地变化，直到15世纪末，主要的公职还是依据配额来分配。

　　抽签因而仅仅是一个较长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不像在雅典——公职的选举要么通过抽签，要么通过投票，佛罗伦萨人将两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在威尼斯，公职官员的任命是通过尽可能折中的方式进行的，从而限制了冲突和权力斗争。而在佛罗伦萨，选举委员会由任命或者选举产生，最终候选人要通过抽签方式遴选出来，也就是说，用与威尼斯相反的方式进行。皮袋中的名字确保了首长会议在三年至五年中有足够的储备人员，每两个月更新一次。当代编年史学者普遍认为，这种制度“良好且公平”，为“后世提供了真正的榜样”，并确保了城市政府“良善、透明、廉洁、免于派系斗争”。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他指出抽签是权宜之计，并认为1328年改革的目的是避免城市遭受新问题的困扰，结束城邦的乱象，这种乱象源于越来越多的人想获得公职。城市领导者之所以选择抽签，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未能意识到这种方式潜在的缺陷。事实上，抽签也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既有的权力斗争，实现了期望达到的有限的公正：审查这一步的目的是“将挑选出来的名字装入皮袋”，但是选择的标准显然仍是派系忠诚和社会出身，以及个人品质。

　　是否因此可以假定，佛罗伦萨的抽签就同威尼斯所实行的一样，仅仅是一种处理冲突的手段？其在体制上同古代雅典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职位的快速轮换（每两个月就对执政官和联盟旗手进行一次轮换，每四个月就对立法委员会成员进行一次轮换），禁止一人担任多个职务，以及职务任期结束时须提交某种自我评估。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能够得出结论，佛罗伦萨的抽签的确具有民主的层面？许多因素似乎部分地反驳了这两种观点。1328年改革的宣言提到，所有的公民都有担任政治职务的同等机会。

　　15世纪，人们对佛罗伦萨抽签任命高官的“民主”方式的赞美并不鲜见——这种方式与威尼斯选举偏好“贵族”的方式形成对比。1439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执政官、人文主义者莱昂纳多·布鲁尼，无疑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欧洲知识分子，他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脉相承，把抽签列为该城市的最重要的民主元素之一，其他元素还包括把贵族排除在外、职位的频繁轮换和作为佛罗伦萨政治体系核心的“自由生活”理想。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意识形态的倾向，因为布鲁尼曾经认为，被某种民主氛围错误激发的抽签是非常负面的，因为“多数经抽签选出担任公职的人都没有能力”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此外，布鲁尼对佛罗伦萨制度的后续赞美出现在美第奇家族对抽签进行操纵，只有代理人和盟友当选的时期。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代表权面临合法性危机，西方自由民主代议制已经无力应对无所不能的金融资本主义、日渐扩大的不平等鸿沟和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后殖民时代的世界新秩序所带来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背景多样化的群体、有识之士、研究者和社会实践者广泛进行了多样的社会试验，自下而上地积极寻求变革。这些试验将历史上世界多数传统政治制度中的抽签做法与商议规范相结合，与更具包容性和异质性的公共领域的话语相结合。作者认为，这种将抽签、代表性抽样和商议相结合的新式民主将是 “民主 3.0 版”，是对古代民主与 19 世纪和20世纪西方选举民主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伊夫·辛多默（Yves Sintomer），知名政治社会学家，法国大学研究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系政治社会学教授，法国城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心成员，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员，洛桑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中心成员，曾任马克·布洛赫研究中心（柏林）副主任，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系联合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商议民主、政治代表制等。出版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其著作已被译成中文、英文、德文等19种语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