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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最近推出的《拜伦传：传记与传奇》中，传记作家菲奥娜·麦卡锡评论拜伦 “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但他的回响依然存在，于是她花了五年时间追随拜伦的足迹，“前往威尼斯、罗马、拉文纳、比萨、热那亚、雅典和迈索隆吉翁，以及他度过童年的城市阿伯丁”，只为探查是什么原因在背后驱动着拜伦做出每一次的抉择。这部传记的英文版于2014年问世，简体中文版由董伊教授精心翻译。

　　拜伦在现实中“生活在夹缝中”，导致他的文字闪烁其词。这种各方面的不安全感让他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这反而方便了他直抒胸臆。他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英国贵族和欧洲流浪汉；失去了土地的地主；上议院心怀不满的演说家；放弃了英格兰，自认为是无国籍的游民，穿着拉德克利夫夫人的斗篷在威尼斯这儿住两天、那儿住两天；盘算着去南美种地，虽说这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但不切实际。在“国际主义者”这个词出现之前，拜伦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正是他自相矛盾的天性、游离不定的思绪、作品中的多声部，将他与今天种种错乱的生活观念联系在一起。

　　他的故事过于盘根错节，就像一部宏大的戏剧，为他的同代人与后代人上演着人性的罪与恶。其作品《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颠覆性是势不可挡的，是必然的。拜伦以这部作品开启了一个新的百年，这是浪漫派用创造力颠覆权威的百年。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欧洲读者已然把拜伦看成“恰尔德·哈洛尔德”，“他们把生活中的拜伦和诗歌中的拜伦想象成了一个奇人，一个神秘的人”，或是“地狱诗人”。马里奥·普拉兹称其为“宿命之子”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