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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纪的威尼斯文学有了真正的发展。其中要数鲁赞特最为世人知晓。鲁赞特并非其本名，这个名字得于其乡村喜剧经常设有一诨名“鲁赞特”的农民角色。他的创作带有帕多瓦方言特质，中后期逐渐转向本土的威尼斯语言。达里奥·福赞赏鲁赞特的作品足以与莫里哀比肩。这绝不是谬赞。鲁赞特的作品含有的主题和大量肮脏的词汇，常被有教养的城市人所排斥。但乡村贵族却接受这样的作品。在他最负盛名的一个对话中鲁赞特表达了他对战争的不满。前线归来的鲁赞特发现自己丢失了妻子、土地、荣誉，他说，“如此腐败的是这个阵地，这场战争，这些士兵，这些士兵！这场战争！”

　　当伏尔泰这个“老实人”还未游历到威尼斯，启蒙运动的北风已经在这个水城吹拂了。当时的文学主流是阿卡迪亚诗派的田园诗和即兴喜剧，但即兴喜剧已经日渐程式化，急需一次彻底的改革。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把一位戏剧作家推上了舞台：卡洛·哥尔多尼。起初他从事法律行业，但由于对戏剧的痴迷和生活的变故，久经波折，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戏剧道路。最初，他的戏剧事业失败得一塌糊涂。在经受了批评，破除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迷信，他逐渐摸索出一套意大利本土风格。他把大量的威尼斯语、宗教白话、俗语杂糅在剧作中；在形式、人物、语言等方面，大胆做出变化，摒弃即兴喜剧单纯的滑稽和取悦，引入现实主义因素。从此，喜剧变得平衡，兼顾了巧智和真诚。其中著名者如《一仆二主》。

　　威尼斯语文学在二十世纪达到了顶峰。这要归功于诗人比亚·马林。他在佛罗伦萨时期，就结识了翁贝托·萨巴，参与到当时意大利最好的杂志《声音》（Voce）的撰稿队伍中。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采用威尼斯-弗留利方言写诗。他一生仅出版过一本意大利语诗歌《蓝晶》，其他都是威尼斯本土方言。一战期间，他去前线当了士兵。二战前曾短暂信仰过纳粹，但很快就转变了立场，加入民主解放委员会，并一度担任它的主席。他的诗歌受荷尔德林和海涅影响，多描写本土风情。读者称赞他的诗歌为“本岛的乡歌”。诗人一生都与威尼斯和威尼斯方言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他的诗歌所表述的那样，“我想让我的声音/扎根在这个岛屿”……“这片海洋馈赠了我/人们的语言/这最纯粹的/这神圣最直然的/化身”。

　　蒙田到威尼斯参观正值宗教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心虽尊爱这座城市，将之比作弗洛伦萨的对手，但他在此停留时间不长，记录上只留下了简单的几笔，“花了两个里弗，大约十七个苏，租了一艘摇船一整天”。在游意大利期间，蒙田及其秘书记载最多的还是温泉。两个世纪后，歌德在此地逗留了两周，并幻想了昔日威尼斯共和国的生活场景，对他来说，那无疑是乌托邦。相比于蒙田，歌德对威尼斯是热情洋溢的，“对我来说，威尼斯终于不是一个名词，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这个名字会多次使我恐惧不安，我简直成了这个词音的死敌。第一艘我坐的大船，这时我想以前的一件儿童玩具，也许20年来我一直未想到它了。我父亲有艘以前带回来的漂亮的平底船模型。船首似鸟嘴，用白铁皮做成。船身呈黑色，平底，形似鸟笼。这一切都像老熟人在欢迎我。”狄更斯和劳伦斯也都曾到此游居。

　　有一段爱情往事不得不提。乔治·桑和诗人缪塞在威尼斯上演的一幕幕分分合合的悲喜剧。在期间，两人间或生病，彼此照料，感情断了又续。这似乎从缪塞的表白中就可以发见，“我爱上了你。从我看见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你。我本来以为如果我只要把你作为朋友看待，我就可以治愈我的病。”实在说来，爱情并不能拯救缪塞的病，但他的情感无疑也被激发出来了，句句皆情话。在其中一封往来书简中，缪塞写道，“这是一只养熟了的椋鸟，有一天早晨帕杰洛从口袋里将它掏了出来放在我肩上。请想想看，那是一个最无礼、最怯懦、最淘气、最贪吃、最怪诞的生灵。”先后离开威尼斯的苦命鸳鸯，一个写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然后死掉，一个则活得很长，也有了更多的情人。

　　普鲁斯特对威尼斯始终是念念不忘的。在《追忆似水年华》里，主人公马赛尔把威尼斯的形象当作一首歌曲那样反复吟咏而永不知满足，“这些形象在我心中激起的愿望当中有着如此深刻的个人的东西，使我产生了早期基督徒在升入天堂的前夕所可能抱有的那种美妙的希望。正是提醒我这些形象是现实的那些东西最强烈地点燃着我的愿望，因为这仿佛是我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的一个许诺。”更不要提那句简直让人疯掉了的名言了，“我到威尼斯时，发觉我的梦已经变成我的地址了。”如此幻想又如此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