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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是商品和要素的产权是明晰的、因而是可交易的。当年中国实行了承包制这一产权制度改革，才有了农产品市场。如果不清楚交易的农产品到底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还是个人劳动的成果，就不可交易，就不可能有农产品市场。承包制之所以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确实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动形成了农产品市场。有了市场，劳动成果在市场上交易了，按照市场来评价劳动成果，按劳分配才能得以实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线多年的改革经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进一步清晰界定各种产权，明确如出资人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等，清晰界定各种产权人。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产权制度，就是要求依法保护各种所有权所有权并保护所有权派生的各种产权，如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等。对国有经济而言，要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对集体经济而言，要推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产权制度改革。对民营经济而言，产权是清晰的，重要是加强对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

　　在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总结了最近几年做好经济工作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推动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什么有意提出“两个重要保障”，说明认识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点加强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法治。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是统一的。而且，高水平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法治。

　　完善经济治理，一是要坚持市场原则。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市场机制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市场出现点问题，可以让市场自我修复一下、自我调节一下。有些问题要急、有些事情要缓，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把握多目标平衡。在治理目标上，把握好如经济发展、环保、安全、防风险等目标间的平衡；在治理方法上，要把握好时机、力度、效果，防止方向相左、用力不均、顾此失彼。三是完善分解落实机制。重视一个目标、一项工作，不是就要设立一套指标，逐级层层分解。有些指标不宜通过层层分解的方式抓落实。四是科学精准问责。任何工作都要落实，政府应该实行工作责任制，但抓落实、责任制，不等于就是问责，因为不是所有工作都能精确责任到人。如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减，很难精确责任到某一个人。

　　要更新观念，转变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投资的观念，切实落实以扩大消费为着力点的基本方向，扩大内需的政策要更多面向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例下降，居民人均消费率下降，导致居民消费难以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和财税政策、加大对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努力扩大就业，居民收入的背后是就业，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的主体，必须更加积极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促进收入、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要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要加快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可出租、入股、合作，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大力发展消费型产业，中国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但相当一部分消费品和服务却是大量净进口的。要倡导支持消费品产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如，教育、医疗、健康、医药、文化、化妆品、安全绿色食品、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轻纺等。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一个老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这一改革，但至今没有根除，原因就是城乡要素难以双向流动。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就业，但还难以落户，难以享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城市资金可以下乡，但不能购买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这一改革方向，这对根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对房地产稳定、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都有重大意义。

　　城乡差别，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是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2022年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0倍，比居民收入差距的2.5倍大得多。城镇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10%，农村居民只占2.5%。为什么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少，一个原因是农民的财产不能市场化，因而不是资产，不能据此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民最大的财产是房子，很多农民用一生的收入盖了一栋没有市场价值、不能升值的房屋。所以，应推进农村“三权”分置的产权制度改革，如宅基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使用权是农民的，赋予农民租赁权，将空置的住房租赁给城市人，租赁人拥有居住权。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这就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周牧之教授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制度。2005年，我们在编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思想。就是把全国的陆地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这是基于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提出的，有些地区，其自然条件即“三度“，适度、高度、温度决定了，经济不会向这类地区集中，也不适合作为农产品主产区，如青藏高原，最终会成为典型的生态功能区；有些地区，耕地充足，适合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也适合发展经济，但由于经济基础、市场、人才、交通、营商环境以及自然条件等决定了，经济也不会向这类地区集聚，人口也会自然流出。东北和蒙东地区，冬季天气寒冷，企业取暖成本高。在市场机制下，若其他条件相同，企业不会选择采暖成本高的地区投资。

　　近年来，中国顺应主体功能区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出现三个集中：一是经济进一步向经济总量多的长三角、珠三角集中，近10年，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二是粮食向东北集中，近20年，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提高5.5个百分点；三是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度，10年来，全国所有新增的7000多万人口全部进入到全国38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原计划单列市，集聚率100%。所以，中国将继续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一是着力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二是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三是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体制改革。四是积极主动营造有利于扩大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五是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