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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上，在7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宏大战争中的这些戏剧性高潮。除了混在俄国军队的大撤退中，以及在德国参战之初轻松地穿越巴尔干半岛之外，我们十分幸运地在战事相对平静的时候，安全地抵达了各地。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得以更好地观察到东方各国在长期战争的持续压力下更日常的生活状态。在突如其来的入侵、绝望的抵抗、占领和攻陷城市的动荡刺激中，人们似乎失去了独特个性或种族特色，而在争取民主的混乱斗争中变得愈加相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把战争当作一项事业，开始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谈论和思考其他事情。

　　当我们抵达意大利时，平静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城市，这让我感到失望。但是，此时我们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谣言——君士坦丁堡即将被攻陷。我们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坐船启程前往德迪加奇（Dedeagatch）。然而，当我们还在萨洛尼卡（Salonika）时，来自土耳其的消息同样平静得让人不安，我们在萨洛尼卡下了船，前往塞尔维亚，那里当时正在遭受斑疹伤寒的摧残，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也正逐渐从上次奥地利入侵的可怕创伤中恢复。

　　君士坦丁堡坚守住了。因此，我们决定去俄国短暂停留，等达达尼尔海峡的局势变得有趣时再回来。俄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礼貌而含糊其词地应付我们，他说，我们必须前往彼得格勒，通过美英两国大使向俄国政府正式请求，才能获准去往前线名令人厌烦的记者听从了俄国大使的建议，真的前往彼得格勒，并在那里待了3个月，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沮丧。俄国人已经开始从喀尔巴阡山脉撤退，在北部的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附近，也就是俄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边境的交界处，发生了战斗。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公使好心地给了我们一份美国公民名单，让我们在进入俄国后寻找这些人。凭借这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我们在夜间乘小船渡过普鲁特河，在俄军前线登陆。

　　记者在俄军前线出现的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俄国政府的命令异常严格，从不允许记者进入这些地区，但该命令又准许来自北方的记者进入前线。我们是从南方来的，俄国人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就把我们送到北方去了。我们经过了布科维纳（Bucovina）、加利西亚（Galicia）和波兰，绕到了俄军前线后方，在那里，我们被关进“监狱”两周。最终，我们获释，并来到彼得格勒，结果发现自己刚爬出油锅，又跳入了火坑。彼时，当地官员已经决定枪毙我们，而美国使馆对我不闻不问，好在出生于加拿大的罗宾逊向英国大使馆请求帮助，最终，英国大使馆出面周旋，我们两人终得以平安地离开了俄国。不用说，我们去不了高加索了。

　　再次来到布加勒斯特以后，我决定去君士坦丁堡看看，那里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和安全。罗宾逊无法前往，因为他持有的是英国护照。一开始，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同意让我前往加里波利（Gallipoli）前线；但在两个星期的等待之后，他表示，美国人将不再被允许跟随土耳其军队，原因是有一名记者返回巴黎后发表了关于土耳其军事堡垒的细节描述。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得到一则非正式通知，让我最好离开土耳其，因为警察看到我与太多亚美尼亚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