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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话长。我早年是学文学的，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陌生。我在大学期间有一个特点，喜欢背景比较宏大的或者思想比较深刻的东西，像《战争与和平》、《浮士德》、《悲惨世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读物，尤其是《浮士德》，我还专门写过小册子。但以前从来没想过就莎士比亚专门写点东西。很快，我从文学转向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又转到了德国政治思想。我现在的职业是做宪法研究，偏重于中西历史宪法研究。至于我为什么进入法律与文学这个领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直接原因。我在上海交学院开过一门课，叫做“法律与文学”。这门课在国内主要的法学院也都开设过，选择的文本都是中国古典文本故事。我这门课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以西方经典文学为研究对象。这门课的第二个板块便是莎士比亚的几部历史剧。莎士比亚身处现代社会发轫转型的英格兰，通过他的一些历史性作品，我分析了一个现代社会是如何发育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怎样的法律问题。后来我想，既然讲了这门课，势必要写一本较好的法律文学著作。

　　权力的来源，甚至它生长的过程，作为狭义的现代宪法学中的预设问题受到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遮蔽。这个问题在体制已经构建完成的西方社会，被当作已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今天研究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或者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这个前提问题就无可避免地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因为莎士比亚的时代和中国晚清以来的时代，都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正当性逐渐丧失，新的权力在转型过程中要逐渐实现其新的来源正当性。同时，这种新的正当性要逐渐转化为的框架，即一种对权力的约束机制。

　　我们看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展现的历史演变过程就涉及到了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即王权的创建和王位的继承问题。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一旦拥有了王位，那么统治就是正当的。但这个原理在现代社会并不适用。即使继承了王位，君主若是无为，权力是保不住的。莎士比亚深受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基雅维利式君主论的影响，认为统治者若没有才能，也是没有真正统治能力的。可是有为的君主又面临着另一个困惑——德性问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有大量有为的君主，但他们形象都是非常邪恶的。理查三世就是一个典型。哪怕是亨利五世，也不是莎士比亚完全理想的人物。因为有为又有德的君主在血缘继承方面或许又存在缺陷。

　　所以这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变成了莎士比亚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君主形象。每一位君主都有自己的问题，有的有德无能，有的有能无德，有的则在继承上有弱点。这些不同面向的问题可以让我们从中梳理出英国封建王朝中晚期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形式，新的社会力量以及新的人性的潮流的综合叠加，最终导向了光荣革命。虽然莎士比亚没有确切预测到议会制和君主的建立，但他呈现的问题意识及其转变过程是足够深刻的。作为艺术家而非理论家，莎士比亚最擅长的就是发挥想象力，但在他的政治想象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理论答案。

　　翟志勇教授在一次评议我的书时指出，阿伦特曾经揭示了光荣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把国王的权威和权力做了二分。权力归于议会，国王只有权威没有权力，解决了权威和权力的矛盾问题。与理论家不同，莎士比亚通过故事情节把这个问题展示出来，留给我们解读它背后的东西。他所赞赏的亨利七世与亨利五世都是通过强化君权，与新兴市民阶级结合，来对付贵族。这个时期是短暂的。法国也有这个时期，但法国是无限的君主专制，君主把贵族全部消灭了。没了贵族以后，法国走向了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的君主。君主又必然引起大革命。英国恰恰是因为君主强权的相对性，使得它仅仅通过光荣革命和新制度的建立就把问题解决了。

　　当然是有一些作用的，但还与英国普通法及其政治传统也很有关系。法律本身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多方间契约博弈以及调和的结果。英国的法制是调和的，是逐渐演进的多方利益博弈后达成的共识，大家都是赢家。再加上英国的多元文化历史的作用，最终光荣革命的过程并不惨烈。光荣革命后，英国又颁布了几部法律，例如权利法案、继承法案、宽容法案。这些法律既符合新兴精英阶层的利益，又包容了传统的旧贵族。它授予王权权威，又从制度上把权力从王权中区分出来。这种所谓自然演进或者改良主义的道路，使得英国做得很好。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莎士比亚创作的作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观众群体，而环球剧场也反映了这一点。莎士比亚的剧团虽然获得了官方的许可，但并不是完全由官方资助，而是独立运营的，依靠观众的票房收入维持生计。而他的观众群体，主要来源于当时的伦敦市民，尤其是四大律师公所的律师和律师助理。这些观众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支持者，因为他们不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理解戏剧中的隐喻和语言技巧，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与剧中的主题紧密相关。

　　今天我们在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往往通过文字来解读，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戏剧是通过演出而真正展现其魅力的。只有通过观看演出，观众才能体验到戏剧中的对话、场景设计以及演员的表现力。而莎士比亚的主要听众，正是伦敦市民阶级中的这一群体——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四大律师公所的律师群体在莎士比亚剧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莎士比亚的剧院容量有限，一场演出通常只能容纳二三百人，最多三五百人。然而，当时四大律师公所以及相关的法院、法律职业群体在伦敦的规模非常庞大，可能有上千人，这一群体成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观众基础。这种法律职业群体不仅为莎士比亚提供了稳定的观众来源，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背景和灵感。另外，当时的观众不仅限于律师和律师助理，还包括一些从事经贸、炒股的小资本家，以及一些在皇家或政府中担任小官职的人。这些观众共同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核心观众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创作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并没有完全反对王权叙事，尤其是都铎王朝的叙事，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种道德和政治结构。然而，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不旨在为王权背书，他试图超越这一叙事框架，构建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所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仅局限于英格兰王权的争斗和内部冲突，他的政治想象力试图追溯到更古老、更具历史深度的题材。通过借鉴罗马悲剧和其他远古传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拓展了英格兰政治文化的界限，创造了一种超越了当时市民阶级与王权之间简单对立的叙事。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市民阶级的形象非常突出。像福斯塔夫这样的角色以及《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等戏剧，都是对市民阶层及其价值观的刻画。这些作品逐渐扩大了莎士比亚在市民阶层中的影响力。一方面，莎士比亚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意识形态影响，反映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试图在戏剧中加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这种双重性使得他既赞同主流的王权叙事，又通过描绘市民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帮助培育了未来的市民阶级意识。

　　确实，莎士比亚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市民阶级的生活与社会阶层的互动。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不仅描绘市民阶级与王权的关系，许多作品的叙事背景实际上是置于海外贸易和当时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比如说《奥赛罗》与《威尼斯商人》，它们都想象了域外的场景，这与当时英国逐步从一个王国迈向帝国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尤其是走向海外殖民的阶段。包括《暴风雨》，都描绘了全球贸易和探险等主题。那么，您如何看待莎士比亚对从王国到帝国的这一历史转型的态度？这些作品是否反映了他对这一转型过程的某种看法？是否可以说，莎士比亚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英国从一个内向的岛国逐渐走向海外扩张的历史进程？

　　尽管如此，莎士比亚确实处理了一些与全球化相关的主题，尤其是在涉及异域场景和海外人物的戏剧中，比如《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这些作品中的情节虽然反映了当时英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但它们更多地集中于个体与社会、身份认同和道德冲突等问题，而不是对帝国扩张的宏大叙事。所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虽然出现了全球化的雏形，但我们不能将他完全视作一个帝国主义的预言者或倡导者，他更多是在描绘当时社会和文化中正在形成的一些复杂变化。

　　莎士比亚的作品几乎完全忽略了传统的封建社会主题，尤其是与土地、耕作以及自耕农相关的内容。在他的剧作中，土地的作用并不像在封建社会中那样突出。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土地，而贵族的权力和地位也由此而来。然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大多聚焦于城市生活，尤其是围绕着金钱、契约和贸易展开的市民生活。这一点尤其明显，在他的剧作中，城市和商业逐渐成为了主要的叙事背景，而土地、农业和乡村生活却几乎被忽略了。这也反映了当时英格兰正在经历的转型。虽然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国，其经济仍然主要依赖土地和农业，但莎士比亚更关注的是城市化和贸易带来的社会变化。他对海洋和贸易的描写，尤其是在像《暴风雨》和《威尼斯商人》这样的作品中，体现了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的独特地位，但这种描写更多是对当时市民阶级崛起的回应，而不是一种全面的历史记录。

　　都铎王朝对英国是非常重要的。在都铎王朝之前，英国正处在历史的大分裂和大溃败之中，属于一个沉沦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家眼中，或者现实的老百姓眼中，都铎王朝之前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争斗，都不关乎我们个人什么，不就是谁当国王吗？但是无论是税赋还是兵役，老百姓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和血汗的代价。然而，相对来说，损失最重的还是贵族，英国主要的大贵族基本上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基本上损失殆尽。也正是因为这些大贵族在这场战争中死的差不多了，英国的转型反而没有多少掣肘了，因为当时的贵族可了不得。除了贵族，另一个实力群体就是教会，教会的土地比国王、贵族更多。可以说，著名的1215年《大》实质是大主教和贵族们与国王缔约。而这场兰开斯特王朝与约克王朝的玫瑰战争，对众多贵族和老百姓的摧残，致使英格兰的国家元气损失殆尽。

　　都铎作为从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显赫高贵的血缘系谱上都能找到联系的家族，至少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上，拥有了其统治的法源基础，又弥补了两个家族的裂痕。所以，终止战争、创造和平，为未来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秩序，都基于此成为了可能。这就对未来英国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在环绕于外的国际环境中，英国的统一也使得英国成为了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虽然那时候的英国还比不过法国，而且西班牙与荷兰也在新兴之中，但他们可以大体上能够平衡并立。在都铎王朝统一以前，由于内部战争连年不断，国家分裂，若其他国家一旦介入，国内战争的天平就会有所扭转，进而国家政局从外部被其他国家所左右。所以，无论是对内和对外，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来说，都铎王朝确实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王朝，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在这过程中还有一点很可能被忽略：众所周知，都铎王朝的一面是世俗的权力在强大，君主在做大，解决和罗马教廷的纷争之后，都铎王朝的英国也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因为在新的安利甘宗即圣公会，国王本身就是牧首。但是，也是在都铎王朝时期，议会的功能和力量也在一并扩大，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直到两百年后克伦威尔依靠的也是一支议会军。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都铎王朝的君主权力在做大，一样重要的就是议会权力也在逐渐做大，而议会权力的构成中，主要的下议院的新贵族变得更加关键。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也就不再依附于过去的天主教或封建法的权力阶层，他们逐渐进入城市之后，通过远洋贸易和工业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新兴财富的创造机制拥有了相当大的财富。以几个大城市为中心，都铎王朝逐渐发展起来。所以都铎王朝几个主要的城市，包括伦敦，也开始实行城市的自治。通过国王的特许令，这些城市也就变成一个个自治城市了，这也是破除与封建制度羁绊的最主要内容。所以梅特兰说，朝向自由的转变与社会进步，最主要的就是人们逐渐地摆脱了对旧身份的依附，进而打破了对封建身份的等级制的依附。这些因素，都是都铎王朝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首先，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对伊丽莎白一世当然是暗含对她的歌颂和推崇，这个是很明确的。《亨利五世》最后一幕就借剧中人的口吻预言了英国未来的一位女王怎样伟大。而莎士比亚在另一些戏剧，尤其历史剧中，从来没有过对现实王权的正面批判，基本上是遵从的。而莎士比亚本人内心之中对伊丽莎白一世基本上是肯定的，他是生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成长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也在这个时代获得了艺术与世俗上的成功。他对这个时代是感恩的。无论于公于私，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对于莎士比亚都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时代。所以他就不可能，针对女王本人主动去创作一些充满着鲜明的讽刺或者尖锐批判作品。但是，也不排除莎士比亚的创作会涉及到一些时代的痛点，比如说女王的父亲亨利八世。但我也在书中提到，亨利八世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并没有作为一个情节中的主要人物，莎士比亚正面创作的都是亨利八世宫廷中的主教与大臣的事情。亨利八世本人的确有很多可以用于创作的内容。但莎士比亚不便写，或者不敢写，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就更不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