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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现代史上，纵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崛起之前无一例外都有本国法学教育和研究范式变革的全面加持；威尼斯、海牙、巴黎、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硅谷等城市与地区的特色化发展过程中，法学学科先行的引导和助力也都颇为重要。以硅谷崛起为例，一般认为硅谷之成就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加州高校的法学院重视法律与科技创新的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波士顿尽管是二战后科技创新的主要理论策源地，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但由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及新英格兰地区法学院的人文主义研究传统，使得波士顿地区乃至整个美国东部的相关产学研转化的科技法支撑能力远远不如加州地区。

　　上海承担着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使命，需要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方面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法学教育需要具有更强的国际视野和实践导向。因此，如何调整学科结构布局以更好地对接上海法治建设的需求，如何改变现有的学术评价标准以激励更多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术成果，是提升上海法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理念、制度、机制等多种要素的系统集成和协同推进。

　　第一，充分把握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要。从国家和区域战略角度去谋划，面向“十五五”规划研究，聚焦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打通专业壁垒和学科边界，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提升法学学科内涵，完善法学学科结构。强化需求牵引下的法学学科建设，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设立数字法学、科技法学等领域的学科专业，支撑区域经济和科技创新。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差异化布局学科专业，破除同质化竞争，突出特色优势，增强法学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

　　第二，持续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法学人才的培养数量庞大，但能够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却相对稀缺。这种结构性矛盾在上海的法学教育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上海的法学院校培养了大量法学毕业生，每年进入法律职业市场的毕业生数量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法律行业中的部分领域特别是高级法律服务、涉外法治等领域却面临人才短缺的窘境，能够直接胜任这些新兴领域的法律人才比较匮乏。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化课程体系，增加在国际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数据保护法等领域的专门教育，以满足市场对于高端法律服务人才的需求。

　　第三，以实践为导向推进法学教育数字化。主动适应转型期范式转变和数字时代新图景，以实践为动力强化对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网络法学等新兴法学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开展建制化、体系化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以及“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注重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和技能，将数字化理念渗透到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塑造法学教育新形态。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法学院的成功经验，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技术融入法学教育中，培养学生在技术与法律交汇领域的创新能力。引导和助推政法类高校与尚未设置法学学科的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高校深化协同合作，或者与中科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些已在上海开办研究院或分支机构的科研院校开展深度合作，共建交叉学科、开展交叉人才培养。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法学院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合作资源，大力开拓国际数字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

　　第四，加快构建上海特色的法学教育质量评估标准体系。综合考量国家与地方战略需求、全球化与中美博弈、数字科技挑战、上海的区位优势等多重因素，形成多维度、系统性的评估标准体系。加强对实践导向、数字素养培养、成果转化等维度的评估，促进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精准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设置交叉学科评估指标，体现对学科交叉融合和团队建设的重视与倡导。突出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指标，引导法科院校培养能够熟练掌握国际法律规则，能够在国际仲裁、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争端等领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涉外法治人才。紧密结合上海的区位特征，评估高校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法律需求、推动地方立法和法治实践方面的表现，确保法学教育能够有效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服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