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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著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和以其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为基础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British Council 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Cultural Relations Department）。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如何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做出领土承诺：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的关注。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汤因比说：

　　拿破仑的使命就是要为处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城邦的次社会提供一个“次统一国家”。而统一国家的作用就是要为受到长期侵扰的社会提供安宁。受到不断变化的革命观念激发的统一国家在名称上就是一种矛盾，用长号来演奏催眠曲。不能够把“法国革命的观念”的作用设想成镇静剂，可以使意大利人、佛兰芒人、莱茵兰人和汉萨同盟者接受它们，从而服从于法兰西帝国缔造者的支配。恰恰相反，拿破仑法兰西革命的影响却带给了这些停滞不前的人们一种激励和震动。这一震动把人们从蛰伏状态中唤醒了，激励着他们起来推翻法兰西帝国，作为新生国家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而迈出的第一步。因而拿破仑帝国带着它自己必然失败的普罗米修斯种子，不能为衰落世界发挥统一国家的作用，而这个衰落的世界在早已过去的辉煌时代曾经产生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而鲁日和吕贝克这些杰出的城市。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汤因比借用克劳狄安的诗婉转地赞扬英国建立的“大一统”印度，“她把所有的奴隶都变成了亲属”。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介绍，“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这种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如果我们读一下对英国殖民政府比较亲近的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和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及相关论述，就会发现汤因比并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汤因比知道，造成欧洲的长期内乱主要原因是大陆内部政教的二元对立的结果。自1529年起亨利八世操纵议会先后通过法令摆脱了欧洲的“普世教会”即罗马教廷、建立了国教，而英国国教的建立大大强化了英国的国家意志和凝聚力。1588年，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由此率先崛起为欧洲强国，随后英国又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击垮了荷兰，这为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并称霸世界，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汤因比第一句话所包含的双重含义：一方面，这个自16世纪英国就摆脱了的普世教会，在英国决不能恢复；另一方面，他又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英国以外的“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已经凭经验完全可以证明的那条古老的真理：“持剑者必定死于利剑之下”。这是一位救世主说过的话，他曾经以此为理由，命令一位信徒收起刚刚举起的利剑。拿撒勒的耶稣就是这样，他先是抚平了彼得的利剑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然后情愿忍受极端的羞辱和酷刑。他之所以拒绝拿起利剑并不是出于特殊的情况的考虑——他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敌人。就像后来他对法官说的那样，假如利用武力的话，他可以用“十二天使军团”赢得对于持剑者的胜利，可是他仍然拒绝使用武力。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著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有意识放大甘地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并以此驯服了印度人，他们有意识地放大曼德拉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并以此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方式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英国在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丘吉尔接手的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是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回忆说，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据尼克松回忆，丘吉尔曾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对他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丘吉尔埋怨“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了长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六卷即第7卷至第12卷的进程。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的消失”，“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

　　接着汤因比通过比较苏联战后欧洲政策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赞扬美国人“突出的优点是慷慨”，鼓励美国将责任从美洲扩大到世界范围。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宣称：“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一反英国传统的与美争夺拉美的外交政策，怂恿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他说：

　　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个联邦体制才能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

　　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此后，英国外交中用骄纵美国全球扩张的方式消耗美国的政策取向更为明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对此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说：“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1974年5月25日，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

　　英国被美国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的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已走投无路，因此对各自卫星国的约束力也在削弱。这样就促进了国际上的多极化。法国在反抗美国。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国。捷克抵抗苏联失败了，而罗马尼亚为反抗苏联，和中国加深了亲密关系。但是卫星国的这些反抗与中国的地位变化相比，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开始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可是现在中国不仅摆脱了苏联统治，而且自己也跃上了第三大国的地位。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于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其政治搭档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读过基辛格《大外交》一书的人都会看出，尼克松已经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华莱士等战略思想家的口间接——挑明了“二战”后英国所采取的“捧杀”美国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欧洲的追捧反手与中国和解，这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并扭转了美国国力衰落的轨迹。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合作出版对线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他在这部著作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20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挠，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 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 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 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像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请注意，在汤因比这个“统一全世界的轴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联合的国家中已经排除了美国。“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已入暮年的汤因比当然不会忘记英国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被罗斯福出卖给斯大林的历史，他知道今天美国的灾难当然也是欧洲的机会。

　　英国对美国的姿态也和日本一样，不能不说多少也有些追随。英国国民直到最近还摆着绅士的派头，不希望成为欧洲大陆各国中的一员，而以大洋彼岸国民自居。由于这种绅士作风，使英国国民对一些冷酷的现实很盲目。他们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扬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也不过是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关系而已。美国则完全没有和英国结成经济伙伴的意图。认为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正如认为只要参加英联邦就能解决英国的一切问题一样，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国的经济只有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才有出路。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简言之，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的任务是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的统一。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就是美国。

　　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毕竟是为欧洲，首先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中国和解缓和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减少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加速了英国彻底放弃传统的“均势”外交，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与此相配合，汤因比于同年便开始与池田大作进行“展望21世纪”的“学术”对话，将“世界政府”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与之相应，将捧杀的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他告诉池田大作：

　　既然要“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那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也应当包括在被剥夺的对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随之而来的逻辑就是谁在其中担纲的问题。昨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怂恿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国，现在尼克松卸下了这个精神“包袱”，汤因比就将昨天戴给美国的世界领袖的“高帽”转扣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而且“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读这段文字时使人想起前引汤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那份 “载入史册的文件”时以同样的理由怂恿美国“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汤因比没有让丘吉尔失望，1961年——当年汤因比《历史研究》12卷出版——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当时，为了捧杀美国，鼓励美国“领导”世界，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将已经在政治上结盟的中国和苏联说得如何不堪一击：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 。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

　　富人的贪婪和贫困阶层的增大，以及国际关系的混乱相关联，使人好像突然察觉到全世界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似的。我估计在这种事态中，法西斯型的世界极权主义大概会打倒地方主权国家、民主主义政治和自由私有企业制这些已有制度。这种极权主义运动，在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使社会稳定下来。并且会采取根本措施，在必不可少的基本改革中，似乎会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可以想像，这个世界革命运动将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政教统一的组织形态，产生出独特的新的意识形态。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线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他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被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为中国制定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主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和祖国大陆统一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缴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可是，我们的新思维在发展。世界不但生活在核威胁的气氛中，而且还有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紧张状态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是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的激化而产生的。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任务，如果不能共同解决这些任务，人类的未来就成问题了。各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休戚相关。而积存的武器，尤其是导弹核武器，使得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战争不是蓄意挑起的，而是由于技术上的差错或心理失常偶然产生的。这样一来，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会成为牺牲品。

　　偌大的一个苏联，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如前所述，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罗斯福联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控制东欧，欧洲才能是小“西欧”；只有欧洲变为小“西欧”，它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大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换言之，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却再次忘记罗斯福的教诲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欧洲发送的“世界主义”高帽并为欧洲担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美国先将雅尔塔体制的关键支柱苏联打倒，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收获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使欧洲随后收回了在二战后失去的东欧地缘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意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战后“雅尔塔红利”近半个世纪；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

　　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已帮着欧洲将其地缘政治版图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欧，随之而来的必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21世纪伊始，欧洲人又用捧杀的方法怂恿着美国冲入中亚，在美国被“请君入瓮”即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欧洲又纷纷撤兵。值得回味的是，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我并不后悔作出参战的决定，之后我会给出理由。”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和汤因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和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与美国比较，英国外交手腕要相对圆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汤因比的“笔战”再次达到目的：随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内先后出现了“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其代表作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书。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导致的后果有着惊人的一致，顿廷顿 《文明的冲突？》一文几乎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翻版，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如愿以偿的结果。美国人被英国人诱入预设的思维陷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抛弃尼克松的智慧，梦游似地再步凯南老路，以“反恐”取代当年的“”，全面铺开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美国由此迅速衰落。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小布什发起“反恐战争”后，英国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在此，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那次内部讲话，面对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罗斯福计算了一下欧洲还二十几个独立国家后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罗斯福向其同僚幸灾乐祸地交底说：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能感受到这个“报应的规律”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严格选拔组成。入选成员被送进由罗兹会社的控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圆桌》杂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等进行历练。“这些人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支。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

　　1920年7月“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饭店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大多是罗兹会社的成员”。1926年该研究所获英国皇家特许，取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资料证明在巴黎参加和会的汤因比是否在组织上加入罗兹会社，但从汤因比叔父在罗兹会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见汤因比和1939年后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的履历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罗兹会社的“汤因比小组”的理念惊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较分析，“《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说法是非常可能的。

　　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观更接近线世纪的德国是受英国资本压迫的国家。如果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论证也比较有力；后者在吓人的巨量资料和庞杂无序的知识掩饰下，让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国外交利益划线因而不顾事实的虚伪，其论证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无产者呐喊，后者则是在为英国霸权张目。

　　比如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汤因比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拿破仑在欧洲政治家中是较早认清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本质的人。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李斯特肯定地说：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趟过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血泊的人才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今天对于西方人手法，我们仅仅从警惕的角度对其加以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说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讲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第二，文化传播从“自在”（自发）转向“自为”（自觉）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现且需要我们认识和掌握的国家文化运动规律。理论上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其世界扩张是同步的，但实践上说，这种同步却还存在着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向国家的自觉行为转变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明显加速。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在当时英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无羡慕地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读了汤因比的书，我们对列宁的教导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博弈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国家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掌握和运用文化传播规律的经验，将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传播从民族自在（自发）水平更加积极地提升到国家自为（自觉）水平，以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

　　其一，用牧师的口吻向对手国家散布以抽象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空谈普世之“爱”及相应的“和平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将西方价值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类价值的范本。接受这种理论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会自降国格、人格，自觉天然不如西方，结果是在西方世界的进攻前自毁长城，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纪的欧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纪的英国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纪末的美国人之于苏联人，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后者打垮，甚至消灭的。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下，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蒋介石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旗帜鲜明地指出：

　　其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在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10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创作并刊登除该刊记者，“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的当口，布莱尔在伦敦出席伊拉克战争听证会上呼吁美国现在应当是“把我们的脑袋从沙里拔出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他经常走访中东地区，发现到处都有伊朗“负面影响力”。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自己，大家应该以必要决心，甚至武力来阻止后者继续我行我素。布莱尔也在听证会上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诺支持美国。“我当时十分明确而又简洁地向布什总统表示，你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同在。”布莱尔最后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所表达的深层语义就是：英国将长期消耗美国，并永远与美国的错误同在！

　　其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的最有效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家，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家，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在未来“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建立世界政府”和“实现世界统一”的设想有着相当的开发价值。1848年马克思在《宣言》中就有过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设想与汤因比的设想路径和本质完全不同，前者讲的是人民联合体，后者则是少数精英联合体，但他试图使人类通过自觉采取统一管理的体制来避免整体毁灭的目标还是有价值的。对此，我们不能在倒掉汤因比历史观“洗澡水”的同时也倒掉了其中的“婴儿”。

　　列宁、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时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过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出现，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保，都转而与德国签订了妥协性和约，斯大林还与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达成“百分比协议”，放弃了部分世界革命的义务，结果保住了苏联的存在并使苏联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国。勃列日涅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台后又要当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到处支援“世界革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结果将国力耗尽并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

　　今天的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从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曾对周恩来表示“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斯大林甚至设想让中国挑头建立与联合国“并行不悖”的地区性组织，苏联将“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回避了担当亚洲地区红色“领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又给我们制定出“中等发达国家”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这种不透支国力，使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力相匹配的稳健政策，又使中国稳步进入21世纪并在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中赢得了巨大的发展。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种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衰落后，便不断向苏联和美国发出“塞壬”的歌声，结果使得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触礁解体，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两次碰得元气大伤。1973年以来，以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发表为起始，英国和日本联手试图诱使美国和中国进行“零和”式冲突，与此同时还不忘将“捧杀”的目标转向即将步入世界的中国，要让中国戴上已将苏联和美国压垮了的“世界政府”的重负，要让“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中国在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忘记和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为汤因比发出的这种“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