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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县城濒临黄浦江，河浜密布，素有“有舟无车泽国”之称。主要河浜有肇嘉浜、方浜、薛家浜、陆家浜、侯家浜、中心河等。据嘉庆《上海县志》卷首《古上海镇市舶司图》，城厢一带在宋末有近30座桥。至清代已达56座桥，其中有跨肇嘉浜的关桥、龙德桥、郎家桥、曼笠桥、阜民桥（县桥）、虹桥、斜桥等，跨方浜的十六铺桥、学士桥、益庆桥、长生桥、馆驿桥等，跨薛家浜的青龙金带桥、小普陀桥、小闸桥等，跨陆家浜的万宁桥、海潮寺桥、平道桥等，跨侯家浜的福佑桥、安仁桥、香花桥等，跨中心河的中心河桥、西仓桥等。由于河浜提供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沿河不少桥附近成为居民点乃至集市。随着县城人口增加，河岸民宅日益密集、扩展，沿河船埠林立，商号栉比，形成江南水乡格局。

　　这种沿浜巷弄其实也是脱胎于江南传统的农耕圩田。圩田内的河渠沟塘，其堤岸高于田地，称为“田塍”，官方定期组织维修加固，以保障农田排灌体系的正常运作。在水网地带，田塍自然是最便利的行走通道，日久成路，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小路大都沿浜分布的现象。市镇建立以后，河浜功能逐渐由服务农业转向服务于城镇居民、商户。“城镇化”直接导致田地被垫高转化为城市用地，而浜与田之间小路的交通功能也随之强化，成为居民区内最初的巷弄。事实上，在现今许多传统江南小镇还能看到这种趋势留下的痕迹。

　　说到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和苏州河自然是顺理成章。而在上海市区曾经也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浜，贯穿东西，这就是肇嘉浜。19世纪中叶，它还是一条碧波荡漾、岸柳成行的通航河道。东起朝宗门(今大东门) ，从郎家桥入水门，引黄浦江水横贯上海县城，西出仪凤门(今老西门)水门南下，流至斜桥、罗家湾（又称卢家湾，原卢湾区名称之由来）直奔徐家汇的蒲汇塘。长约5公里，宽约30米，深3～4米。肇嘉浜与蒲汇塘交汇处称蒲肇河（大致为现今漕溪北路走向）。向西可通航至七宝，远接松江，进而联通太湖水系。上海县城内及周边的许多商贸活动以及货物集散都要通过肇嘉浜，物流通商意义重大。

　　肇嘉浜也是上海县城正中干河。方浜在其北，由学士桥入小东门水关，经益庆桥、西马桥(今西马街、青莲街之间)，原通周泾（现今西藏南路），后因筑城断塞，止于西城墙。薛家浜在旧城南，自青龙桥入小南门水关后，分段称乔家浜、也是园浜，过守备署，止于西南城墙。陆家浜在南城外，东起南仓渡，西连肇嘉浜，北经肇嘉浜、周泾接吴淞江。西洋泾浜(即新开河)在旧城东北，东接浦江水，西连城壕，北通洋泾浜连接周泾。这5条干河，通过城濠和中心河(又称穿心河)互相沟通。城濠初掘时全长1600丈，宽6丈，深1.7丈，通潮汐。中心河是旧城厢南北流向干河，沟通肇嘉浜、方浜、薛家浜，接连众多支流，以肇嘉浜为骨干，组成城内外水网。泛舟行驶之间，可抵各城内外各处。众多商铺及住家大多也枕河而居，完全是一派典型的江南水城既视感。

　　民国3年(1914年)，法租界最后一次大规模西扩，肇嘉浜及其沿岸地区也开始了史上最大变迁。上海县城之外的肇嘉浜河段，特别是新辟法租界内的肇嘉浜北岸大片地区呈现出由水乡农舍向城市街区的沧桑巨变。工厂、商户以及居民开始大量聚集，市井的繁荣也带来市政管理问题。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道直接排入肇嘉浜。建筑、生活垃圾也都倾倒浜内。日积月累，河道逐渐淤浅，水质恶化。至20世纪30年代，仅能勉强通航小船。

　　这段时期，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苏北、山东等地农民逃难入沪，许多在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尤其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华界，战火将闸北、南市部分地区烧成一片焦土，难民颠沛流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肇嘉浜两岸苟且求生。肇嘉浜是当时法租界与华界的界河，但是双方都疏于管理，再加上受到时局影响，也无暇顾及。于是两岸出现更多用竹片芦席卷裹的“滚地龙”、挖土打洞的“水旁地室”、半边用几根毛竹支撑凌空架在水面上的“水上阁楼”和岸边的旱船。

　　由于上海地区位于太湖碟形洼地的边缘，地势高亢，同时又地处太湖泻水通道尾间的感潮区内，排水不畅和潮汐型泥沙淤积的双重影响，使该地区的河道浚治自古以来就是水利工程的核心问题 。虽然历代政府勤加疏浚，但屡浚屡淤，河道淤浅始终无法根本解决，因此，河道环境问题是上海地区自然环境中最为薄弱之环节 。然而，对上海老城厢而言，除上述自然原因外，由于城镇人口集中，商业发达，人为污染和侵占河道的现象也很严重，从而使城内的水环境变得更加脆弱 。1875年出版，王韬所著《瀛壖杂志》中有着较为生动的记述：

　　另一方面，开埠初期，来上海的外国人对于上海本地的水环境也缺乏认识。租界初期的马路筑得比较马虎，对此，当时有不少文字记载：“向时法界街道俱用砖屑填成，一经天雨，泥泞异常。”即使当时较为繁华的英租界，“同治初，惟英界大马路稍觉宽畅，亦不免泥水垢秽。”尤其在大雨天的时候，租界马路“很快变成令人讨厌的臭水沟”。甚至到了1864年，“（外滩）这里土地高低不平，积水排不出去，一下大雨，地上全是一道道水沟。它的外边是低潮线，是宽阔的沙滩，夏天，太阳一晒，散发着有害健康的气味。”

　　如何处理眼前的颇为棘手的水环境问题，对于租界当局而言，面临种种考验。首先就是河浜的处置权问题，在开埠初期，租界并没有权利对河浜进行处理，这是因为当时河浜的产权颇为复杂，既有公有也有私有，而且还涉及水面权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54年修改《土地章程》附加规定，对于河浜和滩地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说明：“此前租地人已经捐作公用的土地，如道路与河浜、滩地，今后仍应保持相同的用途。今后商人在购买地块时，诸如河浜、滩地之类的土地仍应服从公用。现已存在的道路，应该不断得到扩展，满足交通需要……”

　　客观上讲，上海开埠后，西方制度文明和租界城市的兴起给上海老县城传统的社会 、经济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都带来直接的冲击。1897年，上海老城厢地区第一条近代意义上的马路——外马路在南市沿黄浦江修筑完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9月，老城厢内国人自建的内地自来水公司（位于包家宅，今半淞园路592号位置）建成投用，开始对城厢内外供应清洁的自来水。这一系列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以路政和公共事业作为近代城市建设开端的话，华界在城市转型时期模仿租界的痕迹是明显的。

　　无论租界还是华界当局，对于河道的治理不可谓不费心思。但是，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而其中牵涉到诸多利益，也使相关治理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河浜环境的快速退化，是租界强力推行近代城市路政和扩张城市空间的必然结果，城市扩张对于道路的需求量急剧增长。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附带着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的意识。城市形态的确立，使得交通物流以及居民饮用水等对市内河道的依赖程度日渐减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河道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对比老城厢城市化初期填洪筑路与租界早期河道改造的过程和动因，二者虽然动因不同，但确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城厢在填浜之前经历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上的准备，并在租界的影响下，创办自来水，为填浜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前提。在近代路政推进阻滞不前的时候，才选择条件 已成熟的填浜筑路 ，加快了老城厢近代化进程的步伐。而租界直接移植西方城市建设制度，从一开始就把扩展城市空间、改进市政作为获得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自觉地采取多种措施，把乡村自然环境改造成城市环境。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近代城市起步和发展的自然过程。以下这些名字绝大部分对于现今的上海人是非常陌生的，但其实它们就是我们现今每日行走其中的道路前身，斗转星移，水陆巨变。

　　上海地处江南，自古以来，四通八达的水系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自然环境。然而，自上海开埠后，在近代城市文明的直接辐射和影响下，上海传统的水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是近代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填浜筑路对城市空间的构建和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早期对河浜的大规模改造，就没有现今上海城市的空间基础。同时，对众多死水河浜的填筑，还优化了人居环境，对改善城市交通和公共卫生、提高城市环境质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也是合乎历史现实和自然区域特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