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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尼斯历史研究中，相较于对其水文环境独特性的强调，潟湖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尽管中世纪的城市编年史、官方年鉴，至近代早期治水官向贵族政府提交的水文调研报告，以及各类私人日记、回忆录等保留了大量关于暴雨洪灾、运河干涸、潟湖冰冻等水文灾害记录，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古环境学家、城市考古学家才开始系统整理和评估威尼斯历史上的各类水文灾害。1999年，法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库泽-帕旺在《神话视域下的威尼斯凯旋》中第一次将视线对准近代早期威尼斯日益恶化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开启了威尼斯研究的“环境史”转向。本文将结合晚近研究成果，从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角度探讨近代早期威尼斯的水文灾害与防治。

　　首先是泥沙淤积引发的沉降灾害。作为一个典型的河口海湾，威尼斯周边河系携带的泥沙对潟湖的淤积是持续性的。堆积在潟湖盆底的沉积物不仅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松软的淤泥更成为威尼斯城市建筑不断下沉的主要原因。考古学家的测算数据显示，在潟湖形成的头四千年里，威尼斯的海平面以每世纪7厘米的速度缓慢上涨。5世纪前后，哥特蛮族入侵伦巴底，大批难民被迫逃往这片荒凉的盐碱之地寻求庇护之所，拉开了威尼斯人持续千余年与海水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中世纪晚期，通过海上贸易获得巨大利润的威尼斯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运动。14世纪至15世纪上半叶，城市建设达到高峰，威尼斯城的核心面貌也在这一时期确定并一直保存至今。但在实现这一海上建筑奇迹的同时，威尼斯城下沉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地质学家和城市考古学家的测算数据显示，公元5世纪至19世纪，威尼斯潟湖地区的海平面以每世纪13厘米的速度加速上涨。

　　其次是泥沙拥堵引发的潟湖水质恶化。大量淤积常常致使潟湖出海口被堵塞，破坏了潟湖与亚得里亚海正常的水循环，导致一系列环境和卫生问题。15世纪中期，威尼斯水利专家马可·科内在关于潟湖水环境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潟湖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出海通道淤积严重，海潮无法顺利进入潟湖，导致潟湖区活水面积大为收缩。在他看来，这虽然部分减缓了海潮对城市地基的冲刷和侵蚀，但也让城内的运河因缺乏海水的冲洗和补充而干涸，甚至散发臭气。这一问题在16世纪愈演愈烈。1559年，医生安德烈亚·马里尼在《论威尼斯空气》中直接将城内恶臭的空气与几近干涸的运河联系起来。他认为，由于海潮无法顺利进出潟湖，导致城内运河水网不仅因缺水失去通航能力，还成为蚊虫和瘴气滋生的温床。

　　再次是海潮和暴雨引发的洪水灾害。“涨水”是威尼斯地区特殊的一种水文现象，多发生于秋冬两季。在西洛可季风或波拉飓风的影响下，亚得里亚海异常的潮汐高峰常常造成威尼斯水漫全城的洪涝灾害。1110年，罕见的高水位涨水叠加海啸摧毁了威尼斯早期的政治中心马拉默克(现威尼斯丽都岛南端)，威尼斯总督驻地被迫迁至潟湖深处的里亚尔托，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出现在的威尼斯城。中世纪晚期，威尼斯的大洪水记录开始增多，从13、14世纪的一代人一遇发展到15、16世纪的每十年一遇。“涨水”还常常导致海水倒灌入城内开凿的地下水井和收集雨水的蓄水水井，造成城内居民饮用水污染。

　　此外，还有极寒天气导致的冰冻灾害。威尼斯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凉爽，1月平均气温3.3℃。但在近代早期，受小冰期气候影响，威尼斯经历了多次潟湖冰冻灾害。1442年12月潟湖区大面积结冰，商人们只得使用雪橇运送货物，人们在威尼斯和周边群岛间步行往来。1622年，威尼斯的国家舰队被围困在结冰的潟湖，无法出海。1709年，威尼斯前往大陆运粮的货船被困潟湖，政府只得派造船厂水手前去破冰救援。冰冻灾害还导致威尼斯大陆领土粮食减产，引发这一时期威尼斯严重的饥荒。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定期组织人员挖掘和清理潟湖河道淤泥已成为威尼斯的日常活动。但清淤工程只能暂时缓解潟湖区域内部的水环境恶化问题，若彻底改善，则必须从控制上游河系入手。1412年，在威尼斯向大陆扩张之初，贵族政府即立法将共和国所管辖区域内的所有河流及其河岸，还有潟湖周边海岸划为公共领地，由国家直接管理。与此同时，派遣水利专员前往辖区水系开展调研，寻找解决泥沙沉积问题的治本之策。15世纪中期，时任共和国治水官的马可·科内在调研报告中指出，布伦塔河是造成潟湖核心区泥沙淤积的元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将布伦塔河及其支流的出海口改道至潟湖南部基奥贾附近，直接注入亚得里亚海。他的河口改道方案在16世纪被进一步优化。水利工程师克里斯托法罗·萨巴迪诺在布伦塔河河口改道的基础上，利用原有河床，通过加深水道、挖掘更多东西向的人工运河，使海水在涨潮时能更深入潟湖，加快潟湖区域内的水循环，帮助干涸的沼泽恢复自然原始风貌，维护潟湖水生态平衡。在科内和萨巴迪诺等几代水利专家的推动下，直至1797年共和国灭亡，该水利工程一直在政府管控下稳步推行并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原布伦塔河河口三角洲向潟湖区的进一步延伸。

　　与泥沙淤积给威尼斯带来的持续性威胁不同，海潮和暴风雨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因此治理的重点在于防护。首先，表现在制度和组织层面。1275年，共和国政府设立海防督察官，专门负责潟湖的生态保护系统，以及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造。从1282年起，成立专门的水利委员会，在三名治安法官的领导下，制定潟湖及周边海域管理条例。为了保护海防堤岸免受人为活动的损坏，自13世纪末，水利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和禁令。如禁止在堤岸及周边生火，砍伐松木，拔除芦苇，禁止在海堤上采集牡蛎等。1501年，水利委员会改由十人议会直接管理任命，并由三名水利专家担任治水官(任期1—2年)，全权负责潟湖区水环境的防治工作。由于水环境与威尼斯的命运紧密相连，治水官在威尼斯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是仅次于共和国总督的政府高官。

　　其次，表现在技术和工程层面。中世纪晚期，威尼斯主要采用一种木制沉箱来加固和保护防浪堤的薄弱部分。该沉箱一般由单排或多排的粗壮树干组成栅栏，铁索加固并绑成箱状，装满石头等重物安置于海堤前，以减弱海潮对堤岸的冲击。但这种沉箱需要耗费大量木材，且安装和维修成本很高，随着森林资源日趋紧张，威尼斯人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性海防措施。18世纪初，时任治水官贝纳迪诺·曾德里尼提出了建设永久海防“穆拉齐”的工程提案。该海防堤由火山灰烧造的巨大人工礁石组成，安装在利多、佩莱斯特里纳等海防群岛前，构成一个完整的海防堤岸线年经小规模试验后，迅速得到元老院的肯定和批准。整个工程建设持续了三十余年，直到共和国覆灭仍在继续进行。直至今日，“穆拉齐”海防仍然在发挥功能。

　　再次是次生灾害的防护与救治。暴雨洪水、潟湖冰冻等常常导致瘟疫和饥荒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特别是14世纪以来，瘟疫与洪水的发生频率渐趋一致，威尼斯政府日益认识到城市的健康与潟湖水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威尼斯的次生灾害救助往往与水环境的防护紧密联系在一起。1486年成立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委员会，是威尼斯贵族政府负责城市疫情防控和卫生管理的专业机构。为了解决城市运河水污染引发的臭气问题，该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对城市垃圾排放、污水处理等问题展开调研，为治水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水文保护举措提供帮助。1527—1528年，接连的洪灾、冰冻灾害引发威尼斯饥荒和瘟疫的大暴发。危机之下，威尼斯政府颁布济贫法，不仅为威尼斯在16世纪的济贫救助行为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还建立了一套由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委员会及水利委员会主导，联合基层兄弟会和堂区慈善组织的自主式社会救助体系。

　　同时，人才储备是应对水文灾害的关键。近代早期，威尼斯在防沙治水方面，不仅积累了大量经验，还通过成立专门的水利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水利人才。他们中的贵族成员成为之后威尼斯治水官人选的后备军；出身市民阶层的成员则成为水利委员会里的终身雇员，为每一届治水官提供专业协助。上文论及的治水官科内和萨巴迪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套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建的水利委员会制度在威尼斯覆灭后为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全面继承，直至21世纪初，仍然在威内托大区的水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